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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文化、中日交流、日本思想
作者：北一輝
引言（本文约一万字左右，请耐心阅读）：
什么是日本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话题。我们倒不如先思考一下，什么是文化？文化这个词，被广泛的进行了运用，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和文化粘上了关系，比如说传统文化、手工文化什么的，都光鲜了不少。然而谈到文化的概念和内在，普通人在一般程度上又对文化有多少了解呢？引用内藤湖南对文化的概念就是：
“文化是以国民整体的知识、道德、兴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然而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这种概念，既然是以国民整体的知识、道德、兴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一定要带有民众性？并且贴合一切民众呢？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民众的史学角度与观念并不十分高明。明治时期的日本，曾有民众宣称在富士山地区发现过神代之记录，记有在神武天皇前数十代的古代事迹，这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然而却有大量日本人相信，并且在许多人非学术性解读的角度下进行了传播，在日本民众之间很受欢迎；再联系到我国近年来的何新解读古希腊文明伪证说、至道学宫之流的滑稽荒谬史学，却得到许多人的吹捧。倘若将这些表现视作国民的对历史的观念与对维系文化的启智，这些作为文化基础的知识、兴趣、道德的进步，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
我们再回到日本文化的话题上来，综合上述的结论，那么我们对于日本文化的探讨，就不能拘束于民众性的束缚，不能因为某种文化不存在民众性或者不与民众贴切，我们就去否定它是不存在的或是没有价值的。更应该客观地看待文化概念。
（一）日本文化的起源
有关日本文化的起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仅仅是日本史的话题，更是在东亚史学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探讨价值的话题。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由于学者的学术被过于强制性的为政治进行服务，以及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部分日本的国史学家与东亚史学者，在日本文化起源的问题上，常常武断地下结论。这些学者，将日本文化的起源，说为是日本本土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并且总是过分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无论是对于日本吸收中国、朝鲜文化的大陆文化期，还是对于明治维新后对于西洋诸国文化的学习，都将外国传入日本的文化，进行贬损，认为所有外国传入日本的文化与思想，都比不上日本本国所固有的文化。
这种思想的产生，可以说是因为日本国民自我意识产生的结果。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的产生，本身不是坏事，然而若为了这些虚幻的自豪感就歪曲事实，确实不是什么光鲜且可取的行为。将日本文化的发展比作一个孩子的成长，由长辈传授知识、进行教育，再由自身对于传授所得的知识进行改进，将其变为自己所有的思想，这本身就没有什么可耻或低人一等的，放在个人身上简直就是人尽皆知的真理，然而一放在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上，就开始做出荒谬且不切实际的解释。
对于日本文化的起源，来自于中国这一点，笔者是认同且基本没有异议的，日本采纳中国文化，并且依靠它取得自身的发展，这应该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中国文化对于日本产生影响，是很早的事情，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日本从隋唐时期才开始吸取中国文化。实际上，在日本还未产生统一国家，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时，日本就已经在和中国进行交流并并且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了。例如在日本九州、京畿、中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铜镜之类的文物，就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可以估计的是，有一些文物在公元前的西汉就业已存在，可见日本与中国交流的溯源之悠久。同样，对于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从同样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他民族的史实之中推测与探究。比如高句丽、三韩、濊、越南等原先在中原王朝边境的民族，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原先当地的土著，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并且吸收中国文化与本民族进行融合，充实自身的文化，最终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的形态与雏形，想必日本也不会例外。具体进行说明就是，如高句丽建国之前，汉已经在当地设立了玄菟郡，然而由于中原王朝的衰落与内乱，其影响力无法抵达边疆，因此导致了当地产生半独立的政权与势力，再逐渐依靠汉留于当地的统治结构，形成了日后的高句丽国家。而日本国家与民族产生的时间，这里并不是说真正完全的统一国家形成，而是说日本本土产生明确民族与国家概念的时间，大概和高句丽相差无几，比三韩要早。不过日本毕竟作为漂浮于大陆之外的海岛国家，在产生国家与民族自发性的具体过程，和高句丽还是不一样的，并不像高句丽一样由于接受了中国的统治，依靠汉王朝遗留下来的统治结构才产生的国家概念。可能是因为在于大陆王朝的交流之中，也就是交易铜镜之类的物品的过程中，一些日本本土的居民逐渐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并且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自发性，最终促成了日本国家概念的形成，并且产生了日本本国的文化。
为何要强调日本文化产生的特殊性呢？因为日本产生自身的文化，固然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产生的，然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日本在中国文化影响之前，就业已存在产生文化的基础与能力，这是日本相较于高句丽等其他受中国影响的国家与民族的独特之处。若不能理解，则可以打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就是一块豆腐的制作过程中，日本本身是一碗豆浆，他有了变成豆腐的能力与基础，但是还缺少盐卤，因此始终没能形成一块豆腐。然而中国文化，就好比日本所需要的盐卤，最终在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刺激下，日本产生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应该就是日本文化的起源。
（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如果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文化，那么它是否就完全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并且没有自我的意识与意义，或者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前文已经提到过，日本本身就存在产生文化的基础与动力，只不过中国文化给予了其一个助力，才形成了日本文化。因此，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中，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并存且相互影响的，日本既有学习中国文化的能力，又有对其加以改造修正的能力，并且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着属于本国的本土文化。铜镜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汉代铜镜的传入有一条较为明确的道路，从大陆延伸至朝鲜，再到日本本土。其中在福冈等地出土的铜镜，有一部分带有汉代铜镜的色彩，而还有一部分，其样式与形态则与这条传播道路上各地出土的汉代铜镜都有所不同，增添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审美与色彩，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日本本土的原住民，在汉代铜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产生了日本特色的器物，恰恰反映了日本文化切实存在的创造性与独特性。
日本文化的发展道路中，依赖于中国文化的时期很长，但是值得夸耀的是，日本在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时，其本土文化的发展依旧非常兴隆，这一点是其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日本本国产生的文字，也就是假名，很早就得到了文化与文学上的应用，在和歌等文学形式上被广泛运用，并且逐渐成为日本的文学与文字主体之一。而在朝鲜，有类似于假名的谚文文字，然而谚文除了在很少的朝鲜诗歌之中运用过，属于其本身的谚文文学，终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谚文文学的兴起于广泛应用，需要一直到日清战争后，韩国暂时性摆脱与清帝国的附庸关系，才真正得以发展起来，至于越南等国家更不用说了。只有日本存在其相对独特的本土文化。
当然，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日本的本土文化真正出现之前，日本自然不存在称得上学问与思想的东西，因此早期日本国家的学问与研究，确实是依赖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日本本土文化的兴起的分水岭实际上在于平安时代，其前半期汉学在日本是绝对的主导力量，而后半期，日本的本土文学开始兴起，日本才称得上有了自己的固有文化与学问，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此时的日本国学，依旧依赖于汉学未能完全独立出去。平安时代，日本的学制由于其政治制度的革新，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同时，也继承了唐朝的学研机构。日本以汉时的机构命名，以唐时的制度为实，创建了一套大学寮机构[1]，其教学科目有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算道、音道等等，其中明经道研究九经，九经即是《诗经》《书经》《易经》《左传》《榖梁传》《公羊传》《周礼》《仪礼》《礼记》；纪传道研究《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学；明法道则是法律学，研究中国的历代律法，尤其是唐律；而算道则是数学知识；至于音道，是有关于语言学的知识，一般来说遣唐使必然精通音道，这是其必修的科目之一。从这些科目与学习的古籍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主修学问确实是汉学，而在那个时候，日本的学问家，完全沉浸在一种汉式的学问环境之下，甚至能写出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汉学文章与书法，当时汉学在日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不过即便是平安时代的前半期，相较于奈良时代，也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在此之前的日本学问，尤其是奈良时代，尽管同样是汉学为主的学问，但是其学者的主体却主要是归化人及其后代，例如《怀风藻》一诗集，其作者多为归化人，因此称奈良时代为归化人的时代，其实并不为过，而平安时代之时，学者则几乎都是日本本土的贵族了，当然，大学寮是不招收平民的，因为此时的学问与文学，还未能渗透入民间。而平安时代晚期，日本本国文学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富盛名的《源氏物语》问世了，其大胆描写了日本当时的风土人情与人际社会关系，堪称日本国学的经典之一，也是平安时代日本国学文化兴起的一个里程碑。
（三）日本文化的独立
日本文化自平安时代出现本土文化开始，其逐渐一步一步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走向自立，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时间演变的过程，日本在这个文化独立演变的过程之中，逐渐产生了日本本国的自豪感与意识，这既对日本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产生了影响，而这些意识的产生，又与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脱不了干系。
其中，较为著名的即是“文永·弘安之役”，文永十一年（1274）与弘安四年（1281），先后征服高丽、南宋的蒙古元王朝，出兵攻打日本。然而日本镰仓幕府方面积极备战，在九州海岸修筑起高大的城墙，一方面在军事上试图抵御元军入侵；另一方面，以龟山上皇执掌的朝廷，在后宇多天皇在位时，进行了全国性的祈祷与祭祀活动，祈求神佛相助，皇祖皇宗保佑。其中来自于奈良西大寺的兴政菩萨，在石清水八幡秀尊胜陀罗尼法的起白中写道：
“蒙古乃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叶，神犬焉能相对？纵至皇运之末，政道诚无，神祗咎吾非礼，佛天恶吾虚妄，然相争之中，当取我国而舍他国，取吾人而舍他人，故当求其助，焉论愿否。” 而此后，蒙元军侵袭日本，果真遭遇神风突袭，加之日本全国同仇敌忾，在镰仓幕府抗击之下，元军两次侵袭都未能成功，反而几乎全军覆没，元世祖忽必烈虽有第三次征日想法，却终未能实现。在面对蒙元的侵袭，日本一方面体现出来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表现，一方面又在“神佛庇佑”之下大败敌军，“神之末叶”大胜“犬之子孙”，对于日本的国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上其过去尊称的炎宋颠覆于蒙古，更使得日本认为即便是中国也已经不足为尊了。正是在这种带有些许自负心理的影响下，日本文化的独立开始了。
而政治上引导的独立，也带动了思想上的独立，近代日本被左翼学者与民主主义者所批判的皇国史观，虽然在近代为日本帝国的统治与政治服务，但是其思想的启发，实际上对于日本思想与文化的独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畠亲房作为皇国史观的奠基人，其提出了“日本乃神国”的思想观念，并且在其著作《神皇正统记》之中的启首便写道：
“大日本者神国也。” 并且在书中论述因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正统天子，所以至极尊贵，更由于日本从未改朝换代，因而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君，并且一直坚定南朝大觉寺统为日本皇室正统，一直影响到了明治大正时代日本学者对于南北朝正闰统的辩述。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在过去一直尊崇推崇中国学问的社会影响下，提出了日本神国与最为尊贵的思想，虽有自负与过傲，但是这种思想上与政治上的独立，也拉动了日本文化的独立。
日本文化的独立与其教育变革，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文化的独立是由于教育模式与教育对象的改变从而得到发展的。第一教育时期是公家教育。这一时期的学问研究者主要是朝廷的公家，在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教育完全只限于贵族阶层，日本的学问也在前文所述过，主要是中国的古籍与经典，国语的运用也只是为了翻译和解释中国古籍。其教育并未普遍，也无从谈起对民间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期，日本本土学问已经在公卿之间流传开来；第二教育时期则是武家教育。由于武家政权的建立始，公家势力逐渐衰落。为了满足对于武家政权与武士的教育需求，日本原先从中国传入的古籍已经显得过于繁杂，因此在此基础上日本国语的演变也逐渐加快，日本本土学者开始自行编撰新的独立的国语典籍与教育书籍，其中[2]《庭训往来》这一类的书籍就是代表，尽管其中的一些字词与句式还有语法对于普通人来说国语深奥与难懂，但是教育的大众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第三教育时期则是公家教育的武家化。这一时期对应日本历史上的应仁之乱前后，公家日渐式微，朝廷与公卿也因而意识到过去公家教育所存在的弊端，一昧采用中国的古籍对于日本来说教育的成本与理解能力要求过高，很难在大众之间普及，因而参考了许多民间的教育典籍形式，编撰了类似《拾芥抄》《迟素往来》等大众教育化的公家典籍。公家的衰落与战国乱世的开启，使得日本继续依靠输入中国典籍进行教育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不得不采用民间大众化的学问与教育。这一时期，日本的上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的教育，知识基本上以日本本国学问为基础，以日本国语教育为主，在教育上已经几乎实现了脱离中国的独立；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大众教育时期，对应日本历史上的织丰时代与江户时代。实际上在中世，室町幕府中期时，日本民间的私塾就已经开始兴起，到了江户时代，德川氏一统天下后，私塾的发展更是兴隆。至此为止，日本的初等教育，即面向于普罗大众的、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也已经开始流行，一些给商人、町民、农民编写的读本也相继问世，如《商卖往来》《农人往来》《百姓往来》等等，这些普通的知识教科书之中不仅仅教授简单的识字与国语，更是将一些普通的常识也涵盖了进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与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影响。一千多年之久的日本教育与文化的独立，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又坚实的过程，也是日本文化必然走过的道路。
（四）日本文化的革新
日本文化的革新，必然是与日本政治与历史事件所联系的，其中朝廷的作用不可或缺，而朝廷的中心，即是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称得上明君圣主的，例如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一条天皇、后三条天皇、后宇多天皇等，这些被举例出来的天皇的共同点就是在学问上博学多识，精通于学问与研究，并且擅长于文学。这些本身可能并算不得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日本的文化历史上，这些精通学问、造诣深厚的天皇，对于日本文化的革新，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乃至此后的明治维新，日本革新派的旗帜却是复古。开创任何新事物，却都要以复古为名号，这是日本旧时改革的惯例。明治维新中最著名的旗帜便是王政复古，而尊皇思想的兴起，实际上正与后宇多天皇等几位朝廷大君对于学问上的影响有关。后宇多天皇热衷于学问，反复强调复古的重要性，而到其子后醍醐天皇时，日本尽管处于两皇统并立的局面，但是无论是大觉寺统还是持明院统的天皇与朝廷，都出现了具有革新思想的君主，花园天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在汉学研究的方面，日本在此时期输入了宋学的学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日本的汉学与朝廷的学问，始终是袭传汉唐以来的学问。而宋学的传入，先是在日本的禅宗之中流传，出现了北畠玄惠这样的精通朱子学的学者，后醍醐天皇为了使朝廷得以传授宋学，甚至主动礼聘玄惠来朝廷传讲学问，在天皇与朝廷的大力推行之下，新的思想很快就得到了发展，加上朱子学和宋学与日本佛教的结合，使得尊皇思想，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了传播。
后多宇天皇与后醍醐天皇两代君主，后多宇天皇精通密教，从根本上对其进行研究，甚至试图从密教的经典之中寻求复古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而后醍醐天皇则继承了先帝的衣钵，在学问上同样勤思笃学，以后多宇天皇复古思想的基础，结合新传入日本的宋学，创造了朝廷的新思想与新文化，并且埋下了尊皇思想的种子，为日后王政复古与日本国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仅仅是天皇，簇拥在天皇周围的公卿家族，也在天皇的影响下，充满了革新的思潮。例如后醍醐天皇的近臣日野资朝，他在后醍醐天皇所聘请的讲师玄惠的影响下学习宋学与禅学，受到了其中尊皇思想的影响，对于朝廷国政的革新、天皇亲政的必要，深有感受，因此主动为天皇策划推翻武家政权的计划，后被流放。但是像日野这样富有革新精神与尊皇思想的人还有很多，后醍醐天皇也因此在这些人的拥戴下消灭了专权的北条氏，开始了建武中兴的复古革新，尽管最终失败，但是也为日本皇政的革新与思想的改变，提供了新的动力。
而日本思想另一个革新的转折点则是应仁之乱。应仁之乱之中，京都遭到极大的破坏，其中之一也包括大量的古籍与文书，这导致了日本汉学典籍的空白，也加速了公家教育的衰落。汉学古籍的毁灭与丧失，加上战国乱世开始后无法再从中国传入大量典籍，尽管在短时间内对于日本的文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由于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理念的空白，为新的思想出现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日本的民间文化与大众教育开始兴起，也是在应仁之乱之后。
应仁之乱及其之后的百年之中，日本始终没能得到统一，在这种混乱的政局之下，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局面，也就是著名的“下克上”。现在对于下克上的理解，无非是天皇之下实际由将军掌权，将军之下，实际上由大名掌权，大名之下实际上由家臣掌权之类的，一层一层以下克上，造成了下克上的局面。但是这只是表面的政治现象，下克上实际是并不这么简单，应仁之乱时期的下克上，是下流阶层者，对于旧秩序的破坏与反抗，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仁之乱的这种局面，实际上还推动了日本文化的革新与思想的解放。而且上下，朝廷与幕府对民间，都在相互影响。由于时局的动荡而导致京都宫城被毁，天皇不得不行幸足利将军的宅邸。至后新皇登基时，由于旧时天皇登基必然需在太极殿，而事到如今也只能一切从简，反倒促使皇室改掉了过去一些繁杂的旧习。而天皇近臣一条兼良则评价过，在必要之时需要修改条例，一直墨守成规并不明智之类的观点。而过去那种深入人心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在人们的心中逐渐瓦解。
另一个传统等级制度逐渐瓦解的象征就是神道祭拜形式的变化[3]。过去由朝廷担负支出与祭祀的伊势神宫，是不允许民众进行参拜的，一切仪式活动都由朝廷中人处理与举办。然而到了应仁之乱后，皇宫被焚毁后，天皇被迫行幸足利宅邸，朝廷对于伊势神宫的支出更没有余财了，因此在御师和神主的建议下，组织了所谓伊势参拜团，这一参拜团是仿照佛教徒参拜的形式建立的，并且允许民众开始参拜祭祀伊势神宫，并且为伊势神宫捐助钱财与提供保护，伊势神宫逐渐转入民间，各地的神社也纷纷效仿。在神道参拜团与神宫组织化的过程中，以皇室神道与神社神道为基础，结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学问神道（理论神道）出现了，并且分成了许多的教派，然而其思想都毫无疑问是存在组织化与理论化的，这在日本神道史的演变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新，从过去的贵族信仰与缺乏理论条理的民族宗教逐渐转变为带有创唱宗教性质的民间宗教。这些脱离了朝廷与皇室保护的寺庙与神社，走入了民间，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与供养，反倒在民众心中埋下了尊皇的思想与理念，民众从最初的敬神佛，到崇神佛的代言人皇室与天皇，并且与日后江户时代的国学所结合，成为了国学的重要理论与基础之一，也是尊皇思想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五）日本文化的交流
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不可或缺，这是前文所提到过的，日本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出了本国自己的本土文化，培养出了日本本国的本土意识与国民自觉。在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中，除了中国，还有半岛（韩），乃至近代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文明，与这些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流，是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形式之一。
关于半岛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归化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来自朝鲜的归化人，由于历史上，约4世纪晚期，就开始不断入侵半岛，并且在半岛与各国进行角逐，在半岛南部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与海外领土，与百济国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紧密，大量半岛人渡过对马海峡来到日本定居，这是可以确信的事实，而其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这种事情的考证，可以从近畿的神社之中窥探一二。著名的平野神社之中[4]，供奉着今木、久度、古开、比咩四神。这个神社是由桓武天皇的母系家族带来的，而桓武天皇之母，乃是百济国王的后裔。其中今木神，就是百济国的圣明大王，圣明大王曾在钦明天皇时期将佛教传入了日本，而圣明王即是其家族所供奉的氏族神之一；至于久度神，则说法不一，根据日语读音，其与仇台相同，而仇台则是百济国的开国君主，久度大概就是其氏族所供奉的先祖氏族神吧。这些来自半岛的归化人，常常以家族或氏族的形式迁移至日本，因此也会将其所供奉的氏族神一并带到日本，并且与当地的原始神道与神社神道所结合，成为日本的神之一，随着大宝令的出台，各氏族的祭祀权与氏族神皆为朝廷所掌控，这些氏族神也带着半岛的文化彻底融入了日本。这只是半岛对于日本文化影响的其中之一的一个例子罢了，包括佛教、汉籍等等也是由半岛传入日本，可见半岛在历史上对于日本文化影响之深与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无论是将中国、印度等地区的文化传入日本，还是将其固有的文化对日本施加影响，在日本文化的对外交流上，都是不可抹杀的重要角色。
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人尽皆知，在归化人课题上，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日语之中，“汉”一字，读作（aya），其原因是由于自称汉高祖或秦始皇后裔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汉人归化人来到了日本，传入了纺织技术，因而将汉织的发音与汉的发音读作（aya）。而来到日本的所谓汉人，像前文所述的半岛人一样带来了其所供奉的神灵与祖宗，其中自称秦始皇之后的融通王，在《日本纪》之中被称作弓月嵩君，在其居住的封地建立了兵主神社，而又因为这些汉人传入了大陆的水稻与其他作物及耕种方式，在兵主神社的基础上，其供奉的神灵又称为了丰收之神，对于日本农业祭祀与神道的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至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归化人，常常狡猾的编造一套显赫的家谱，自称是某位中国君王的后人，以此在日本取得尊贵的姓氏，并且得到极高的礼遇与社会地位，当然，他们本身具有的技术与手艺，也自然在日本传播开来，促进了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的进步，例如《怀风藻》，作者就多为归化人，可以说来自半岛和中国的归化人，为日本提供了文化进步与社会进步的新鲜鲜血与动力。
至于此后的遣唐使，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在宁波登陆的日本遣唐使为例，根据近来学者的考究，认为日本遣唐使共有20次，其中4次因故而暂停，总共达成目标的遣唐使有16次。其中日本遣唐使第一次在宁波登陆，乃是第四次的遣唐使活动了，与齐明天皇五年（659）出发，共计两船二百四十人，大使为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携带珍品甚至是阿伊奴男女奴隶两人，准备来唐。《日本书纪》中如此记载赴唐的过程[5]：
“十六日夜半之时，吉祥连船，行到越州会稽县须岸山。东北风，风太急。二十三日，行到余姚县。所乘大船及诸调度之物留著彼处。闰十月一日，行到越州之底。十月十五日，乘驿入京。二十九日，驰到东京，天子在东京。” 在这次的入唐活动之中，日本方面将从宁波登陆的航线称作吴唐之路，尽管旅途艰难，但是这是日本遣唐使第一次在中国南方登陆的活动。
而归国过程中则经过几经周折甚至是海盗袭击，终于在齐明天皇七年完成了赴唐使命，至于其回国过程，在《日本书纪》之中如此记载：
“辛酉年正月二十五日，还到越州。四月一日，从越州上路，东归。七日，行到柽岸山明。以八日鸡鸣之时，顺西南风，放船大海。” 耗时两年有余的遣唐使活动才结束，可见那时中日两国交流的艰辛，然而像这种遣唐使形式的两国交流还会一直持续，直到唐末为止。
谈另外一个关于中日古代交流的例子，则是圣德太子的外交手段，其中著名的“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与“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两次国书称谓，可谓是非常富有深意的。日本方面使用对等的词语进行国事交流，圣德太子的想法是因为打算能够派出留学生、从中国吸取文化。并且希望让隋帝知道日本与中国的地位是对等的，同时又不希望损害两国的关系，因此相当灵活的处理外交上的问题。一方面向大陆王朝展示日本的姿态，一方面加深了日本对自身的国家认识。此后在入唐时，日本总是在各国之中占据先头地位，曾有一次各国使节拜见唐帝时，在赐座上日本被排在了新罗之后，遭到了日本使节的抗议，因而将赐座重新进行了调整。这些都是日本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
结语：
这是日本文化从形成到近代发展的一个简单概括的过程，至于近代以后，或者是未来的日本文化将会如何走向，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对于将来的预言，总是说不准的。只不过，我们总能从过去的发展之中找到可借鉴的东西，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其发展的经验不仅仅是对日本自身，对于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与可借鉴的地方。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已有文化的价值，永远保持其长处，更要尽量吸取他人的长处。只是醉心于自身的文化繁荣，排斥其他文化的优点与长处绝非良策。
参考
- ^社科院《日本古代国家大学寮制度的影响》
- ^日本近代思想研究会《日本近代思想史》
-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
- ^内藤湖南《近畿地区的神社》
- ^宁波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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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1 15:3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