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种起源和文化结构

寒云宛秋

（本篇回答是上面回答的补充，上面的回答只是简单罗列了东夷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一些表面差异，比如父系母系的不同、迁徙路线的不同、祭祀文化的不同，图腾崇拜的不同，天与帝信仰的不同等等，没有深入到农业社会和游猎社会的差异，东夷民族和华夏民族的文化差异，儒家和道家思维方式差异的层面。
本篇回答的后半部分就要来好好分析更深层次的华夏和东夷的社会差异和文明差异，揭示儒家的人种起源和文化结构，至于肯定或者否定，那就看个人的取舍和兴致，本文总有8万字，希望诸位莫要阅览，此文只与有心人有智者）。

首先，我们要知道儒家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儒家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儒家文化不是华夏文化，而是东夷文化，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老智人创造的文化，却反客为主，老鼠上桌，变成华夏人的主体认同和精神信仰，与欧洲的情况类似，希伯来人（闪米特人）创造的犹太基督教反客为主，蚂蚁上树，变成欧洲人的主体认同和精神信仰。

首先，我们要知道孔子的祖先商人的祖源。


Y-C人群发现于除非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土著人群中，C-M130单倍群年龄大约有6-5.3万年，是第一批走出非洲，迁徙到欧亚各地的老智人。
C-M130高频发现于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一些土著人群中。
付巧妹团队获取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距今33000至3400年前的25个早期人类样本的古基因组数据，其中男性样本16个，12个属于C单倍群，且均为C2北支。
样本NE56距今约1.9万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C2古代样本。


琉球宫古岛长墓遗址分析结果为O1b2-P49和D1a2a1-M64.1，其中有 C1a1a1a1-Y170131。
2800年来自TMRCA的C1a1a1a1占日本C1a1的一半以上。
6000年前韩国Janghang-dong Janghang-dong有两个父系样本，其中一个父系为D1a2a1-M116.1，为矮黑人种。


4461~4354年前韩国长项港（Janghang）新石器遗址发现了D1a2a1-M64.1。
1.2万年前黑龙江流域AK11K 样本的父系DE，很可能是日本人高频的D1a2-Z3660。


东亚人的父系C1a1-M8很有可能是山顶洞人的后裔。
山顶洞遗址距今3.5万年到3.8万年，这个期间正好是父系C1，C1a，C1a2老亚洲人群广泛迁徙到东亚大陆的时期。


无独有偶，C系老智人不仅走出非洲之后，从伊朗高原，翻过阿尔泰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而且在新石器早期，公元前6000年-5000年，从中亚伊朗高原，经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并定居在现在的中西欧地区。
到了公元前5000年以后，还不用着R1b的印欧人亲自出马，就被G,I系克罗农马人赶到东南欧，到了青铜器时期，就被R系印欧曼人和老欧洲克罗农马人和克里特人G,l系，赶到南欧，彻底消失在欧洲大陆，连母系mt-DNA都没有留下。
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13000年前的猎人古样本中发现了C1a1。


遗传谱系开源工具网站列出了很多欧洲古人的基因测序结果，证明了5000年前老欧洲人父系主要是C和I。
5000年以前欧洲古人父系4个C，4个I，甚至母系mt-U很可能是Y-C最早主要“原配”（Genetic Genealogy Tools: Ancient DNA
可见老智人Y-CD系的古老，Y-CD系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老智人已经是学界的大体共识。



C系东夷人大部分走北亚路线，翻过阿尔泰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再到满洲和日韩

大部分C系老智人走出非洲之后，穿过红海和阿拉伯半岛，来到中亚伊朗高原，再从伊朗高原翻过阿尔泰山进入东北亚地区，再从东北亚地区迁徙到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江苏北部一带，最后扩散到整个中国，形成最早的东夷人、肃慎人和扶余人。
大部分D系老智人走出非洲之后，穿过撒哈拉沙漠（那时候应该是绿洲，而不是沙漠），经过阿拉伯半岛，进入中亚，再从中亚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形成了现在的藏族，再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南下云南横断山脉，进入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再从印度次大陆，进入波利尼西亚群岛或北上进入日本列岛，形成日本第一批渡海移民绳文人。
CD系老智人迁徙到欧亚大陆的时间大概在5-6万年前。




C单倍群在5万年前分为两大支系，前C3（现在C2-M217）是北支，其余所有原C1'2'4'5'6都是C南支（现C1-F1171）。


C-F3777-Y106101、C-CTS2657这些父系在四千年内均聚集于山东半岛地区，占现代青岛、烟台、威海地区父系的12%-18%左右。起源于辽河、胶东各半。
上古东夷贵族后裔，比如海阳于氏、胶东姜氏、胶东王氏、胶东林氏等仍然是现代胶东半岛、东三省的重要大族。

• C-M130及C2南支频率，胶东半岛和东北地区为东亚最高。
  
• C-F3777-Y106101，明显呈现出由胶东半岛向东北和华北爆发的趋势。
  
• O1b-Page59-F3323，爆发于夏商时期，分布集中于环渤海特别是胶、辽两半岛。
  
• 作为北方前十大族的胶东姜氏C-Z43728。
  

殷商不是华夏民族，这里的华夏民族是指新亚洲印欧-夏羌民族。
殷商是老亚洲C系叶尼塞-阿尔泰通古斯-东夷人。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有些学者认为，殷墟在许多具代表性的层面，来自东北的传承性胜过了其与中原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提出了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的观点。

“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

徐中舒最早提出殷墟文化来自环渤海湾一带的看法。
1978年，金景芳也发表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
苏秉琦在晚年口述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写道：“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他根据陶器类型，提出了东北两路的说法：

“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北京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过的路道……第二，在北方活动于燕山南北，后来成为燕国范围内鬲类的前期阶段，同商人的远祖似经历过相似道路。”

林沄发现在殷墟中，以北方类型的兵器较具优势，其北方包含东北地区及蒙古草原一带。
考古学家郭静云也认为，殷商族群起源于东北。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杨锡璋都认为商族源于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下层是先王时代。
黄中业也赞成此说：“分布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考古发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个自北而南的趋势。这一自北往南的趋势，同商族入主中原的由北向南的渐次移动是相应的”，晁福林和郭大顺也是一样的观点。
曹定云经过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参证，一方面提出商族发祥于北京地区，另一方面则认为“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
Gideon Shelach比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也认为东北夏家店方向是商代最重要的文明来源。


殷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器型非常相似，甚至有一部分几乎一样。商王妃妇好墓中的玉钩，与夏家店文化出土的玉钩也几乎一致。



商王妃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夏家店出土的玉器

《放汉旗大甸子遗址74年试掘报告》：“夏家店下层文化因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器，纹饰的基本特征是由变形鸟纹组成的饕餮纹，而图案的构成单位，与红山文化的‘勾云形佩饰’形状相似，可看作商代青铜器上夔凤、夔龙或饕餮纹的母胎。”

夏家店出土的陶器，纹饰的基本特征是由变形鸟纹组成的饕餮纹



商代青铜器，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代表性纹饰

学界支持殷商东北说的，有朱彦民、胡厚宣、李业农、金景芳、翦伯赞、张博泉、蔺新建、王明阁、张渭莲等不少学者。
由此可见，殷商起源“东北说”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几乎是学界之共识。
周武王在灭商后，为了防止殷商贵族重新南下，便将召公分封到了燕地。
在燕国的北部，有一个孤竹国，是商王分封的同宗血亲的方国。孤竹国位于唐山，曾出土玉璧、玉圭、玉钺、玉冠等，是殷商遗物。
顾颉刚考证过，周灭商后，殷商遗民跑回关外老家，在满洲地区建立豪国。


武王伐纣，殷商覆灭之后，商纣王的叔父萁子带领殷商残部，来到朝鲜，建立第一个朝鲜王朝——箕子王朝，如同满清亡了，溥仪回到关外盛京，继续做伪满洲国皇帝一样，或者近似于元朝大都被徐达、常遇春攻破，元顺帝带着文武百官，金银细软回到上都，继续做北元皇帝一样。
傅斯年认为，如果殷商人在朝鲜半岛没有根基，他们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跑到那里去呢？他们只不过是“从先王居”，回到世代生活的祖地而已，他们是自东北亚迁徙至中原的东夷人，自然对“退保辽水”的路线十分熟悉。

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西辽河水系区遗址早于海河北系区遗址，海河北系区遗址（偏堡子文化、小珠山文化）又早于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又早于下七桓文化。
符合老亚洲东夷人从辽河流域迁徙到辽东半岛和燕北之地，再从辽东半岛和燕北之地，迁徙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迁徙到江苏北部、河南北部、河北东部乃至于整个中原的整个过程。
东夷人自北向南迁徙也得到分子人类学的证明，​​Y-C3在黑龙江满族、辽宁满族与辽东新宾满族的分布呈现“北高南低”态势，和北亚通古斯族群有紧密的相关性。
除了雾灵峰之外，燕山海拔约在500-1000公尺，不如太行山海拔1500-2900公尺难以通行，辽西平原的老亚洲东夷人极容易从燕山之间的滦河河谷喜峰口、潮河河谷古北口翻越，进入河北平原。
从新石器晚期以来，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都经过滦河河谷喜峰口、潮河河谷古北口，从辽西到京津渤海及河北发展。
在晚商殷墟（BC1300）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俯身葬，殷墟三期俯身葬接近40%，在殷墟四期下降，但也有平均25%的比例，俯身葬在商人的不同阶级都有。
俯身葬来源于蒙古南部的“乌兰祖赫特布希文化”，后来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和阴山一带，在从阴山大草原传播到了殷墟安阳，符合老亚洲东夷人从内亚迁徙到北亚，再从北亚进入中原的一般路径。
包括殷商王族在内，殷墟遗址中许多墓主采取头朝北方或北偏东方的状态下葬，约占所有墓葬的42％—45％，为比例最高者。
很显然，殷墟遗址的墓主头部朝向自己的东北亚通古斯祖地，希望自己的灵魂最终能归往那里。

《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居篇》：“契居亳，昭明居砥石”。

可见砥石是商人最早的居住地。砥石位于何处呢？

《淮南子·墬形训》：“辽出砥石。”高诱注：“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水经注》：“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南流，入于海”。

可见砥石就是辽河的发源地，位于西辽一带。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昔高辛氏游牧于海滨，留少子灭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

紫蒙位于何处呢？

《读史方舆纪要》：“紫蒙川在营州西北……秦汉之间东胡邑于紫蒙川”。

可见，紫蒙也是位于西辽河一带。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这里的海外可能是指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
鲁有亳社之遗，可知亳这个字是商人最初的国号。国王易其居，而亳易其地，指的是亳王（商王）好迁都，在不同地方定居，毫地也跟着变化。
王国维考证，商汤的亳都在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境），仍然属于东夷人活动范围之内。
东夷人都在东北亚、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朝鲜半岛、燕北一带活动，这样的地带即“东夷文化圈”。

中古之后的鲜卑人、女真人、东胡人、室韦人、蒙古人也是东夷人的后裔。
早期东胡、鲜卑、柔然和室韦的父系单倍群都测得有C2北-F3918，C2北是东胡父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东胡父系是C2北，C3c则是蒙古族的主流单倍群。


鲜卑古尸的测序结果，包括常染和父系Y染、母系mtDNA，可以发现鲜卑人父系全部是C2b/C3*，而且常染（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统）和仰韶龙山等中原古人类差距极大，很接近蒙古通古斯族群。
鲜卑慕容测得一例C2b1a1b1a（F3830），是元威F1756的下游。
河北磁县拓跋鲜卑皇族元祜墓的尸骨父系单倍群鉴定出炉，元祜父系为C-F1756。
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后裔元威的后代测得父系为C-F3830，元威墓测得父系为C-F1756。
北周的第三位鲜卑皇帝宇文邕也是父系C-F1756。
匈奴-鲜卑-北魏可汗檀石槐后裔，父系单倍群C2-M407-F3850-F8465-MF230672。
蒙古人Y-C2极为高频，高达50-60%。
蒙古八旗不仅是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满族Y-C2的重要来源之一。
蒙古帝国时期，草原居民C2是最大的主体，远远多于O2，即使到了现在，在外蒙古、新疆和俄罗斯卡尔梅克蒙古族当中，仍然是如此的。
成吉思汗既不是蒙古主流血统C2c，也不是呈星状爆发的C2*-star cluster星簇，而是一个非主流血统C2b-F1756。


成吉思汗后代的C2星簇和爱新觉罗家族都在C2b-M401下，分开只有3000年。


努尔哈赤是C2b-F14751，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类型是C2a1a3a2a1-F14750 (C2北支M504的下游)。
辽宁满族Y染色体单倍群C总比例占22.52%，黑龙江满族Y染色体单倍群C总比例占44%，这还是闯关东和汉八旗稀释之后的结果。
如果是纯正的满人，C系单倍群比例更高。


​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北地区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Y-DNA全是12例C*，是满族Y-C3最早的由来。
满族的老亚洲母系DNA占比将近四分之三，满人的父系又是C2为主。
​C2也高频出现于北亚地区的蒙古族、哈萨克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
老亚洲父系C2b和北上的老亚洲母系D结合变成索离人、索伦人。索离/索伦/赛就是商族的上古方言音，Yeni sei直译过来就是“新商”，“yeniseian”直译过来就是“新的商”。
“满蒙一家”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从人种上，真正的满蒙人属于从西伯利亚高原迁徙到关外满洲和蒙古草原的老亚洲东夷人，满人自然和蒙古人更亲近，不可能和汉人接近。
韩国的王族大部分也是C系。


韩国金氏是新罗时代的王族姓氏，Y-C3的比例高达21.9％。


韩国李氏是李氏朝鲜时代的王族姓氏，Y-C3比例高达20.1％。


韩国郑姓，Y-C3比例高达24.4％。
C3是朝鲜半岛古人的底层父系单倍群。




越来越多的韩国女人以嫁给非洲黑人为荣。这些黑人为了能够娶这些韩国女人并且留在韩国，也都纷纷的“入乡随俗”，穿起了韩国的民族服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首位黑人模特韩炫旻，被《TIME》评为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


韩国5人组女团BLACKSWAN，五名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名黑人女明星。
东夷人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儒家《礼记》构想的大同世界就是最早的国际主义（天下观）。
儒家的许衡说“入夷则夷之，入夏则夏之”，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华夏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民族，只要尊崇儒家思想，哪怕他是夷狄，他也可以变成华夏民族的一份子，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一个刚果人会说德语，难道他就是德意志人吗？
东夷人认为的华夏是文化民族，和精犹分子认为犹太民族是文化民族，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一样。


















东夷人天生是国际主义者，假保守，真进步。
儒家的华夷之辨只停留在文化民族主义阶段。
夷夏之辨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伪民族主义，以文化或者信仰标定民族，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因为儒家文化就是老亚洲东夷民族的文化，华夏民族则是新亚洲征服者。
儒家自然不可能真的认同华夏民族，不会真的管华夏民族的死活，只能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泛民族主义（夷夏之辨），反而使汉人更难建立民族认同，而只会把民族主义肤浅的认为是“只要他信了某个文化他就是自己人”，正因为儒家本来就是夷人，他当然更容易通过文化民族主义，推动夷夏之辨，让夷人只需要认同儒家文化，就可以冒充华夏人，这么一来，门槛低，成本低，东夷人也乐得其成。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

孟子的这句话还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是，我只听说用华夏文化变夷者，也就是改造东夷，从来没听说过用东夷文化改造华夏，比如周人用周礼改造东夷殷商民族。
那么，孟子的言下之意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儒家要做到以夷变夏，也就是用东夷儒家文化替代华夏道家文化，这和用近东闪米特民族的犹太基督教改造日耳曼异教是一样的，这是东方版的鸠占鹊巢，以夷变夏。
孔二认为，只要一个人遵从儒家的礼乐文化，他就是华夏人，这是非常扯淡的事情，一个太平洋小岛的矮黑土著，学习了礼乐文化，他就是中国人了吗？
本质上等于降低移民标准，让其他外族人只需要认同一下儒家文化或者礼乐文化，就可以成为华夏人，就可以拿到公民身份，这不是变相的国际主义，变相的三个学伴吗？
至于是不是真的热爱和认同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文化认同没办法量化，没有一个刻度尺可以标明，瓦坎达对种花认同到了几分，什么程度，文化认同是最容易伪装的，没有量化标准的。
儒家和东夷的原产地，三个学伴和给日本人建立养老院是出名的，这是因为他们血统上本来就不是华夏人，引进多少外人对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才不管华夏的人口结构，他们只在乎面子和名声，觉得迎接国际友人，他们脸上有光，很天曹上郭。
血统本来就是血与土，刻在骨子里，血浓于水，一直从亿万年前传承下来的先天规定，是最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
如果文化决定血统，那药孙子和跨女就不用去做变性手术了，他只要认同lgbtq文化，他就可以变性，就不用吃糖了，生理性别就可以转化了。
如果推行夷夏之辨，或者文化民族主义，就会用文化替代种族和血统，出现精神紊乱，出现夏羌血统，但是文化则是东夷儒家，或者北欧血统，文化是近东闪米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东夷人喜欢“林先生”所推崇的普世帝国，他认为汉唐就是普世帝国，汉唐之强盛也得利于普世帝国的信仰与价值观，姬周则是世界帝国的雏形。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通过逻辑或者历史材料，而是他内在的思维倾向和劣质血统。



呵呵，东夷人就喜欢民族融合

民族主义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民族主义；第二个阶段，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个阶段，种群民族主义。
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可以互换，没有本质差别，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量变到质变的差别。
而儒派皇汉无疑还停留在文化民族主义阶段，更何况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完全是倒置的，认贼作父的，把两千年被皇权强制推行，替代整个诸夏习惯法和民间信仰的东夷儒家文化，错当做是华夏民族的自发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彻底舍弃真正的主体文明，背离神圣价值和精神家园。
正如西方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上也是公权力强制教化的结果，与民间自发选择无关，无论是罗斯受洗，还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又或者是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



C系东夷人的全国占比

北人的C单倍群比例明显高于南人。
北派皇汉应该更名为北派皇夷，他们是保东夷的守，而不是保华夏的守，北派皇夷尊东夷儒家文化，误以为儒家文化是华夏正统，倘若有人反儒他们就气的跳脚，直言大逆不道，这是他们体内的老亚洲基因和东夷儒家的母系认同作祟，产生的不得不做的事情。
再加上老亚洲东夷人的血统作祟，他们更倾向于儒家的大一统史观，留地不留人的野蛮集权思维。
许多北派皇汉选择推崇东夷民族的昊天上帝信仰，甚至崇拜东夷殷商人的血祭人殉的邪恶礼法。
他们仍然止步于大石榴的文化民族主义，停留在梁启超、杨度发明的大石榴种花民族叙事中，企图以一种文化（东夷儒家文化）来一碗水端平，使东亚的不同族群，尤其是NO系夏羌族群与C系东夷族群合并成一个大石榴文化民族，与泛突厥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相当，仍然无法过渡到民族主义第三个阶段——种族民族主义，彻底认清自己的根本血统，觉醒自己的主体认同，复归自己的本来文明。
反而南人由于母系基因大部分是新亚洲，比如广东人的母系，主要以母系新亚洲FRB为主，是第二批到达东亚的新亚洲父系CO的原配，其父系单倍群相对来说，新亚洲O系比例也较高，比如广东人的父系以Y-O为主，O1占55%，O3占43%。
南派皇汉对东夷儒家文化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一经点破，极为可能十分厌恶儒家文化，彻底复归夏羌道家文化，认清自己的高贵出身，建立自己的主体认同。



广东和台湾原住民的新亚洲母系B4高于其他省份

北派皇夷不足为惧，只有南派皇汉才是逆民远邪的真正对手。
姨学的诸夏认同建立在秦朝郡县制和元朝行省制之上。
一方面仇恨秦制，一方面又在秦制的郡县制和行省制的基础上建立诸夏认同，本身就是十分颠倒错乱之事。
诸夏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不同行省，不同地区，不同诸夏共同体都是不同人种，比如荆楚为Q系，巴蜀为R系，闽越为I系。
基于这样的不同人种，产生不同的主体文化和族群认同。
问题是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可能成立，中国的O系占75%以上，老亚洲东夷C系只占不到8%，其他大宗就是N,Q,D等父系单倍群，新亚洲N系对应于老亚洲D系，新亚洲O系相当于老亚洲C系，东亚大陆大抵主要父系只有这四种。
如果刘某人能够找见第五种或者第六种主要父系或者母系基因，诸夏才有可能成立。
由于从刻在骨子里的显性的单倍群和线粒体来看，东亚大陆只有老亚洲CD系和新亚洲NO系两种主要族群，因此，只能分为东夷（CD系）和夏羌（NO系）两种主体文化和族群认同（儒道），而不存在第三种主要族群和文化认同。
有的人说，“我就是喜欢诸夏，我就是喜欢分家，我就是喜欢无限切割，你要怎么样？”
我不怎么样，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奇思妙想，都可以无远弗届的设计自己的主体认知，只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们可以放胆做去，而我绝不会有丝毫怜悯或护佑之心。
刘某人从来不肯研究分子人类学，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血浓于水，带不走的东西，比史料和家谱还要实在无欺和根深蒂固。
刘某人的诸夏只是过度阶段，是一个华夏民族处于模糊认同，刚刚摆脱儒家大一统大石榴叙事，急于打碎一切认同的逆向民族主义。
经过重塑之后的真正的主体民族认同，从大石榴切成小石榴，从大种花主义转向真正立足于土地与血液的华夏种族民族主义，才是唯一的正途。
因为这样既可以维护占75%的O系华夏人的主体利益，彻底觉醒自己的主体族群认同，复归自己的本来文明，又不至于无限切割成细碎的小共同体，沦丧成真正的原子人社区和买办性质没有主体只能依附外来势力的“小家碧玉”型的社会结构。
<hr/>23魔方数据发现，曲阜孔氏该分支Q系共祖年龄只有700年，C系共祖有1250-1470年，显然C系的共祖时间离孔子出生年代更近。
曲阜的孔子家族已检出三种不同的单倍群(C南占46%，Q系占27%，O2占20.7%)，其中C南占很大的比例，高达46%，而且又是原始股，很难不是孔子家族的初始父系。
C-F10036支系共祖年代比较符合殷商的创始年代、其下游C-F13136共祖年代又比较符合微子宋国的创始年代。
C-F13136支系下游C-MF1920支系的孔姓为中国孔姓最大的支系。




商王族、宋国王族、孔子（商纣王兄长微子启的后裔）的父系类型最有可能是C2南支F10036的下游支系。
由于孔子家族家大业大，C南支后来与华北汉族融合过深，被误以为是汉族原始股之一，其实不然，只是孔子家族借助自己的势力将东夷人血统窜入华夏族群的结果。
《庄子·天下篇》只认为墨家和道家是古之道术的传承者。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天下篇》提到惠施和公孙龙，却没有提到儒家，只称“邹鲁之士”。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孟三也公开承认儒家是妾妇之道，以顺为正，反客为主，老鼠上桌，企图以东夷文化替换华夏文明。

《孟子·滕文公》：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老子本人则是姬周王室的成员。
老子又叫做老聃，他的祖先是周文王与太姒嫡传第十子季载，姬载助周成王和周公平“三监之乱”，封为聃国国君，享侯爵，所以，季载又叫做冉季载，冉季载的后人就都姓冉，典籍中常常冉与聃两字混用，这就是“聃”姓的由来。

《国语·周语》：“聃由郑姬。韦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国。”
《史记·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
…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从司马迁的《史记·管蔡世家》的记载来看，冉季载是西周开国时期的重要王族成员是实。
而周简王的小儿子，周灵王的弟弟也叫儋季。
往远的说，老子的老氏来自老童，老童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

老子的“老”也有可能因为老子出生在夏都老丘故地，所以又以老为氏，也或者是因为老子担任周景王的司空，位列三公而称老。
老子是聃季家族的继承人，世袭周室司空一职，是周景王的司空，位列三公。
周景王变法未成，死前嘱托孺子王大夫（相当于太子太傅）宾起扶持庶子王子朝继位，周景王死后，刘献公、单穆公发动“单氏取周”，刺杀宾起扶持太子姬猛上台，老子被罢免司空，担任征藏史。
司空是做什么的？浚水动土、城邑营造、手工匠造，礼仪祭祀，相当于后世工部尚书兼礼部尚书。而老子后来担任的职务——征藏史是负责征集、收藏、整理上古典籍，以及编修历朝历代史事的史巫，夏商周三代，知识由王室、贵族垄断，典籍和礼器一样，是国之重宝，天命正统的象征。而大巫负责祭祀与管理典籍，显然，老子是周室祭司阶层的大巫、大祭，是巫祝的首领。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在《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一书中，就系统阐释了“巫史传统”是华夏民族的最深厚最主流的传统，是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而老子则是华夏民族“巫史传统”的继承人与集大成者。
姬猛病死，谥周悼王，晋侯拥立王子匄为王，即周敬王。王子朝与王子匄各自为王，人称西王、东王。
《左传》记载：“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王子朝率领“旧官百工”和“灵景之族”反抗单穆公，旧官可能包括了担任守藏史的老子家族，百工可能就是墨家的源头，百工是周王室的御用工匠，阶级地位很高，而墨家祖述大禹，墨子又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是鲁国史官史角的弟子。
聃氏家族支持王子朝，《路史》说：“老子之后有儋氏。”聃与儋通假，《史书》的太史儋或许也是儋氏的族人，儋季的儿子儋括、儋翩都是周大夫，王子朝死后两年，他们仍继续联合尹氏坚持反抗单氏和周敬王，两个月后，单穆公之子单武公、刘文公之子刘桓公在洛邑附近的穷谷打败了尹氏：

《左传》：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老子作为冉季载的后代，王子朝争夺周王宝座失败之后，老子为了逃避周敬王的追捕，就用了李耳的化名，退隐江湖。
把“老聃”削掉一半，刚好是“李耳”二字。
一是“李”字拆开为“木子”，树木结子正有“老”之意，而“耳”取“聃”字的半边；
二是取其祖先名号“聃季”两字的各一半，反着念。
所以，老子本身就是姬周贵族，是周景王的司空，也是“守藏史”，是周文王第十个儿冉季载的后代，冉季载是周成王的叔父，论辈分，老聃还是王子朝的叔叔辈，不然他怎么有资格管理周王室的上古藏书，担任“柱下史”，为周景王铸“无射钟”，帮王子朝变法呢？司马迁也是世袭他父亲司马谈的职位，不然他怎么能做史官呢？
20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葬中出土过尹国铜器，铭文中有“尹示叔”字样，这件尹器证明尹虢是姻亲关系。
另外尹器还有尹叔鼎、尹姞鬲等，其中“尹叔鼎”铭文有“尹叔乍姞媵鼎”的记录，可证尹国为姞姓。由此可知，尹国不但与姬姓联姻，且受到周室重用。

《左传》：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带着周王室的藏书（周之典籍）逃亡楚国，《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前520年）七月，“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家族由于支持王子朝也在逃亡的行列。
尹氏家族之中就有一个人，叫做尹喜，一说他是周至县龙乡闻仙里（今陕西周至县）人。或说他是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人，总之，是西岐故地的周人。
《列仙传》说：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尹喜是周大夫的说法比较真确，因为“尹”多以楚国官职居多，“令尹”是楚国官名，比如《包山楚简》记录了下蔡地区的4个里中存在着4种职官：里公、加公、士尹、亚大夫，“尹”怎么变成秦国函谷关守关的官吏呢？
何况，老子生活的年代（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间），遍查各类史料，都未有“函谷关”这个名称出现。现有的史料记载中，明确出现“函谷关”这一名称的，是在秦惠文王继位之后，也就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才有商鞅为躲避秦惠文王以及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的追杀，逃出“函谷关”的记载，这是函谷关在史料中的第一次出现。而那时候老子早已死去一两百年。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大散关绝大多数时间为秦国所有，是秦国西出的大门，是老子西出的必经之地，同时，只有西出大散关，才有可能与尹喜“或言西入夷狄（《后汉书》）”，或者与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汉书》），又或者“真人播迹于流沙（唐《临川郡公主墓志铭》）”。在大散关所处的大散岭之附近，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山叫伯阳山，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水叫伯阳水，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地叫伯阳镇，更有历史上曾存留一段时间的伯阳县。
说明老子根本不是西去函谷关，而是西去大散关，尹喜也不是守关的官吏，而是支持王子朝的尹氏家族的一员，与老子的聃氏家族一样，在战败之后逃亡楚国或者跟随老聃经过大散关，进入秦国，最后老聃也死在了秦国（《庄子》一书有过记载）。
所谓的《道德经》是老子为了使周王室藏书不至于湮灭无存，将三皇五帝的一些思想摘录下来，浓缩成五千言的“箴言”形式，流传于后世。《道德经》中多次出现的“建言有之曰”，就是引用过去“三坟五典”和历史人物语录的证据，《道德经》也出现《尚书》或者伯益的话。《孔子家语》记载，孔二三十岁时到东都洛阳参观太庙时，看见门口的两只金人，上面刻的铭文和《道德经》里面的话如出一辙。这就是老子“见周之衰，遂隐”的真相。
司马迁是受董仲舒的引荐进入宫廷，他对孔孟儒家推崇备至，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向《易经》博士杨何学习易学，司马迁记载其父： “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按照《汉书》所言，凡杨何之《易》，出于王同，王同受学于齐人田何，田何之《易》，为商瞿嫡传，商瞿者，孔子门生。因此，司马迁所学《周易》出于孔子亲传。司马迁为孔二写的传记，名列三十世家之一，与齐太公、鲁周公、越王勾践的传记同等，《史记·孔子世家》多达上万字，相反，老子的传记却和韩非子合并在一起——《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只有七百多个字，墨子的传记只有区区二十四个字，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稍微提及，在战国名动一时，占据诸子百家半壁江山的杨朱学派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由于老子的真实身份和生平经历有碍于孔二的光辉形象，如果揭晓老子的真实身份务必与王子朝之乱牵连在一起，会间接揭露孔二的黑历史。
所以，司马迁故意把老子塑造成一个消极退隐的人，而且有三个分身——老聃，老莱子，太史儋，设置重重迷雾，让后人不知道老子到底是谁，从而也无从考察“单氏取周”的真实历史。
道家出自史官之学，史官是“世业”，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就一路世袭传承下来的史巫集团，老子家族本来就是史巫世系，他父亲李乾是周灵王的御史大夫。
而孔二孟三在周代是居住在城外杂居地的“野人”，孟三是东夷邹鲁土著，孔二自称是商王室的后裔，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之子微仲之后，实际上造假的可能性非常大。
孔子出生后生活在曲阜阙里，当时的“野人”聚居区，孟子同样出生在丧葬业聚居区，由于生活贫困不稳定，才有孟母三迁之事。
《左传》归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曾向东夷文化的代表人物郯子“问官”。地方志记载，孔子赴郯时路遇东夷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程子，而与之倾心交谈。
其他早期儒生几乎全部出身低下，主要由商朝遗民构成，孔门弟子中有一批东夷之士，比如曾参、仲由、澹台灭明等。
传说中，孔二有五个老师，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韩愈的《师说》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战国策·秦策五》： “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焉，奚以遽言叱也？’”项橐七岁就成为孔二的老师，更像是寓言，而老聃是否是孔二的老师也存疑，仅是儒家的一面之词，相反，在《庄子》多有老子怒斥孔二的言论。
“圣人无常师”旨在说明孔二作为殷商遗民，从小没有受教育权，只是野路子出身，东学一榔头，西学一棒子，没有真正的学统传承，由此而产生的儒家学说更显得“来路不正”、“歪七扭八”，背离华夏文明在所难免。今人却以东夷人临时拼凑出来的邪说作为其主流思想，真是贻笑大方。
孔二的父亲叔梁纥仅是鲁国的守门吏，而当时的守门人全部由因犯罪而残疾者担任。
殷商遗民为了维护生计，便发挥自己的礼学特长，帮人办红白喜事，孔二早期职业就是吹鼓手，殡葬从业人员。公元前535年12月23日，17岁的孔丘随37岁左右的成简公到卫国都城帝丘（今濮阳），主持了“巷党”的卫襄公葬礼。

《礼记·曾子问》：“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便！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礼记》记载，孔二跟随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半路中遇到日食，老聃让孔二把棺椁停在道路右边，不要哭丧，这是礼法。
孟三也出生在城外殡葬人员的杂居地，才有“孟母三迁”的说法，表示他生活贫苦不稳定，孔孟都是无产文人。
《论语》一书中，孔二自述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时候很贫贱，从事过很多底层的工作。
更何况，孔二是侧室所生，而不是正室所生，七十岁的叔梁纥和十八九岁的颜征在在曲阜的尼丘山上“野合”生下孔二，所以孔二也叫做孔丘，排行老二，也叫做“仲尼”，古代兄弟排行孟仲叔季，他哥哥叫做孟皮，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他还有九个姐姐，在他三岁的时候，叔梁纥就逝世了，他一辈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才通过住在他家隔壁的马车夫他妈妈那里知道自己的父亲原来是破落武士叔梁纥，他并没有分到叔梁纥的遗产，也没有继承叔梁纥的爵位。
孔二的敌人全部是士大夫阶级，比如阳虎。阳虎最初是鲁国季孙氏（季平子、季桓子）家臣，孔二一方面劝他的学生要守三年之丧的东夷旧制，一方面在自己母亲颜征在刚去世，自己还在守丧期间，一方面阳虎跟他说鲁国季氏家臣正在开办宴会，邀请他参加，孔二去了之后又被阳虎以“地位低下”为由赶了出来。

《庄子·盗跖》：“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

孔二所说的“三十而立”，是他三十岁的时候站队站对了，站在了反叛王子朝的单旗一边，投机成功，单氏和刘氏打败了王子朝，迎立了周敬王，孔二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名望，《庄子》说他“侥幸封侯富贵者也”，又被他的学生称之为“孔文子”。

《论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谓之“文”也。

由于王子朝之乱，周王室藏书下放到民间，出现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和“私学”的兴起，先秦时期书籍是刻在竹简帛书上，十分珍贵，非贵族不能识字。可墨子和惠施却藏书颇丰，“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就来自于惠施，大概和王子朝将周王室藏书带出洛阳有关：

《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
​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

孔二去找老聃索要周王室藏书，被老聃一口回绝：

《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

由于篇幅有限，关于“单氏取周”与老子退隐真相，将来再做系统性论述。
正因为孔孟是无产文人出身，他们更愿意通过尊君集权，更好地为君王服务，去打击贵族阶级、取代贵族阶级。孔子隳三都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制转向集权制的开端。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文化闺蜜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积极促成的。所有的事件千篇一律是由文人为其前导”。
这段话用于观察孔孟再合适不过了，孔子正是霍弗所说的“心有不平的言辞人”。
正是孔子首先喊出了礼崩乐坏的口号，宣称周人的社会已经崩坏。孔子自称“天生木铎”正是天生的标杆含义，自称复兴殷商文化的弥赛亚，最终自命不凡，走向“致命的自负”。
由于孔孟是借由王子朝之乱，周王室藏书下放到民间的机会，根据自身的片面理解上古先王之道，从而形成的伪道统，漏洞百出，因此孔孟迫切的需要删改不符合他们教义的典籍，歪曲真正的华夏文明。
孔二将3240篇古本《尚书》删毁为120篇。

《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孔子集语·六艺》：“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志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呜呼，天之命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50究易，作十翼，明也。”

孔二的后代孔安国总结他是“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
孔二还将周人的“礼、乐、射、驭、书、数”六艺，篡改为礼、乐、诗、书、易、春秋”《六经》。

《郑板桥家书》：“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

汉儒的《周易》象辞乾卦的“天行健”与坤卦的“地势川”也完全不对仗，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是键川二卦，而不是乾坤，键川二字更能体现易经的本意。
帛书《易经》的《衷》篇讲“火水相射”，与《周易·说卦》的“水火不相射”完全相反。
秦简中离为水坎为火，也与汉儒编订的《周易》完全不同。
还有各种例证，不一而论。
孔子对子夏说过：“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君子儒是复兴殷商事业之仁人志士，小人儒只不过是为了生计，利用殷商祭礼，从事吹鼓手的破落户。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里的“海”和《诗经·商颂》的“海外有截”一样，指的是渤海。
孔子认为，如果“时不与我”，殷商之道没办法复兴，那么他就坐上小船，像萁子一样回到东北亚渤海湾的东夷祖地。
在《论语》的另一处仍然体现了孔子的殷商之道不受重用，灰心丧意，想要回到东夷祖地（九夷）居住。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

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这些地名，尤其是倭人、高骊、乐浪，满饰、索家（可能为索伦），明显位于东夷文化圈一带，带有浓厚的东北亚通古斯地域色彩。
《论语》记载：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民”这个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一个被刺瞎眼睛的奴隶形象。郭沫若考证认为，周初时以敌为民，将战俘刺瞎一目作为奴隶的特征。那么，很显然，周代的“民”指的是下层的殷商遗民（奴隶）。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是指周人的残暴统治，使殷商遗民害怕颤栗。


宰我这是在翻周人对商夷族人实行殖民统治的旧账。
这件事明显是孔子经常教给他学生的，让他的东夷学生们不忘国仇家恨。
可是周公后代的鲁哀公在场，于是孔子只好阻止宰我不要追究这件事情，既往不咎。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周灭商后，投降的殷人被驱出城外，被称为野人，而周人住在城内，称为"国人"。
那些保守祭祀文化的殷商遗民成了最早的儒者，他们有礼乐文化，但没有政治地位，不能和周人混居通婚，不能做官，也没有受教育权。
但周人是西来的游猎民族，与戎狄杂处，尊崇的是黄帝道家思想，没有殷商发展几百年的“先进”礼制，孔子说如果要让他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先进的野人（殷商遗民）的礼乐文化。
孔子的"礼失求诸野"，明显是告诉他的学生，殷礼倘若找不到的话，就去向那些殷商遗民的文士们（类似于犹太教的法利赛人）请教，他们一直在默默传承着殷礼文化。
直到春秋时期，各国开战，为解决兵源问题。
在管仲的变法中，殷商野人才有权当兵和从政，孔子非常感激管仲，称其为“仁人”，并不是因为其“尊王攘夷”之民族大义，只是因为管仲开放社会资源给予殷商遗民。
《论语》记载，孔门弟子为商纣王翻案。

《论语·子张第十九》：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表面上讲君子应该自重，却等于变相发难说，商纣王虽有过错，却并不像周人宣传的那么坏，只不过因为商纣王失去了王位，才被天下人耻笑污蔑。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说给谁听的呢？
春秋时期仍然是周人的天下，所有人都是周人，何来的从不从呢？
这句话表明，在周代底层的殷商遗民心底里是不从周的，他们一直想要反扑周人，复辟殷商帝国，正如大流散之后的犹太人对罗马帝国的反扑一样。
满人打败了汉人，吴三桂如果是汉人的话，没办法，他只能自认倒霉，说"我从清"。
可如果吴三桂本来就是满人，那还从哪门子清呢？
之前孔子还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吾从先进”，先进礼乐的是野人（殷商遗民），吾从先进就是吾从商，可到了这里，却变成了吾从周。
此地无银三百两，正是因为当时有人告状说孔子借助开办私学的名义，聚集东夷殷商志士，企图光复殷商帝国，孔子才连忙澄清，他是效忠于周王室的（吾从周），甚有欲盖弥彰之嫌疑，满满的求生欲。
到了孔子临死前七天，他坦白了自己是殷人的身份，让子贡按照殷礼埋葬他，那时他还是认为自己负有天命，自称“天生木铎”，“天生德与予”，这是典型的“致命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孔子已经把自己假定为全知全能的天道代言人，最终认为自己是殷商遗民的救世主，光复殷商帝国的唯一希望。

……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摄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礼记》

东夷人以老亚洲父系C3与老亚洲母系M/D为基础。
父系老亚洲CD携带母系mt-M和部分mt-N，最早进入亚洲，但是，目前老亚洲父系CD没能像母系mt-M覆盖亚洲大部分，只能退缩到亚洲边缘地区。
老亚洲母系mt-M能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分布更广泛。
原因是老亚洲父系CD被新亚洲父系NO吊打，只能跑到亚洲边缘地区，而新亚洲NO系执行“砂男留女”​的净化手段，将C系东夷男人和D系矮黑男人做成肥皂，老亚洲女人则留下来为新亚洲NO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亚洲母系mt-M能覆盖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原因。
这也被现代汉人的基因证实。
现代汉人的父系O单倍群占75%以上，比例较大，但母系mt以老亚洲为主，比如河北汉人的D4老亚洲母系（不包括D5）就高达33%，超过R系印欧母系。
O1/O2和新亚洲母系融合度高，和老亚洲母系融合度低，O1/O2属于新亚洲人群。
O3和老亚洲母系融合度高，属于老亚洲人群。
不管是二里头时期，还是偃师商代时期，还是现代的河南安阳，老亚洲M系依次是64.3%、76.5%、56.3%，比例都高于N系或R系的新亚洲母系mt-DNA。
偃师遗址属于早商遗址，商代偃师的母系mt-D5的成分最高，占了将近30%的比例。
整个mt-D在偃师占47%，在商人中占了大头，其次是G，占11%。
根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团队的研究显示，石峁遗址非祭祀坑提取的两例母系线粒体DNA则分别是G2a1（华北偏西）和D5a2（华北偏东）。
mt-D目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mt-G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


河北汉人的D4老亚洲母系（不包括D5）就高达33%，超过R系新亚洲母系。
汉人的父系虽然都是O3占大头，但母系mt-DNA是老亚洲CD系占多数。
C是东夷人（棕色人种），D是矮黑人种，高频分布在日本列岛、西藏地区和印度洋东北部的安达曼群岛。

《探索与发现》频道曾播出纪录片《探秘东亚最古老部族》，片中披露了两次采样白马藏族，父系几乎100%是Y-D系。
2007年，复旦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在四川平武县对17位白马藏族人基因检测，Y染色体也均属Y-D型。
2013年，文县铁楼乡草河坝村的白马人取样217例，测试对象均是三代以内不与外族通婚的白马土著家族，测试结果证实他们的Y染色体都属于单倍群Y-D型。

在儒家社会，主母的权力最大，控制欲也最大，送孩子去国学班或孟母堂，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对儒家思想没有多大的兴趣，类似于犹太教的母系认同，把儒家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把在儒家眼里是蛮族的新亚洲夏羌民族的道家思想排斥与消解。
儒家恰恰是一种母系传承的文化，比如孔子八岁就失去了父亲，他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他被他的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他受到他母亲的影响非常大。
孟子的《孟母三迁》十分著名，成了宣扬儒家伦理的一则典故，从来没有人说是孟父三迁。


岳飞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也是他母亲在他的背上刻下的，是他的母亲将儒家的忠孝观念带给了岳飞，有科学机构推测，岳飞家族为C系。

武志红：儒家的几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朱熹，都是出身寡母家庭。

这和亚伯拉罕一神教一样，亚伯拉罕一神教是母系认同、母系传承的宗教信仰。
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先从女性突破，早期基督教会积极吸收贵族阶级女性入教，她们对基督教复杂的神学体系并不感兴趣，很多女人只是把教会当做一种社交活动。
加入天主教教会和去教堂做弥撒的往往是女人带着她的子女，男人往往很少参与。




麦当娜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她作为好莱坞的歌星和艺人，天然倾向于犹太式的左倾思想，她对儿子们的教育完全是犹太教的教育。
比如麦当娜的家规有必须信奉卡巴拉教(犹太教分教之一)，只能喝卡巴拉水(被卡巴拉拉比祝福过的泉水)，每天晚上阅读犹太教经书。
她的亲生儿子罗可·里奇（Rocco Ritchie），自认为是画家，画了很多犹太式的抽象派绘画，并开办了画展。


麦当娜有4个领养的孩子，都来自非洲。其中一个养子大卫·班达，在麦当娜生日那天穿着白色长裙走秀。


麦当娜亲自说过：儿子喜欢穿女装，而她对于儿子的爱好非常支持。
所以，东亚大部分人都是母系老亚洲，而儒家也是老亚洲东夷人的文化，通过母系认同一脉传承，母亲对孩子的价值观和观念取向的塑造尤为重要，因为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与孩子更有相生互存之联系，自然而然华夏民族会潜移默化的接受儒家文化，这就是新亚洲华夏民族被老亚洲东夷民族脑控的主要原因。
武志红心理学说过，国人的父亲在家庭中是缺位的，家庭里往往是母亲说了算。
儒家文化反而更有利于主母的权益，在地位尊卑方面，父母兄弟的权力层层递减。

儒家家庭是母权家庭，儒家宗族是母权宗族，类似于蜂群，贾母就是蜂后，有很大的权力，不仅是决定家庭内务的权力，也决定了孩子价值观取向的教育权。
在宗族或者大家庭里面，祖母往往也很大的话事权，尤其是死了丈夫的主妇，不仅会因为守贞被皇权亲自表彰承认，送贞节牌坊（等于变相鼓励她传播儒家伦理），还掌管家族或大家庭的大小事务，她的儿子社会地位再高，官做的太大，仍然像贾政一样，俯首帖耳，听命于她，这就是华夏民族被儒家脑控的原因。
所以，《庄子·天下篇》作为关于诸子百家最早的学术史，只提到道家和墨家，认为道墨是古之道术传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儒家，只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邹鲁之士也就是殷商遗民或者泛指东夷地区的人，孟子本人就是邹人，他毫不避讳的说儒家思想就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这就是东夷奸计。

《孟子·滕文公下》：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东亚的历史就是表面妈妈被爸爸征服，但家里还是妈妈说了算的历史。
​就好像父亲是征服者，很能打仗，但父系的游猎文明不适合一万年以后全世界普遍建立的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
​我们反而爱的是母亲（洼地文明），虽然母亲军事技术不行，打不过父亲（高地文明）。
​这就是妾妇之道。
​所以，也导致了儒家文化带有狡黠阴柔的味道，因为儒家正面刚不过强大的游猎夏羌民族，只能通过文化思想这样的软实力，来迂回打败西来的征服者。
​所以，儒家士大夫很推崇历史、文化、知识、教化、文本、经书等等，接近于偶像崇拜的地步。
相反，日耳曼人和华夏人却好像是粗鄙的野蛮人，只喜欢直来直往的实干操作和技术创造，不喜欢主观感性的柔弱事物。
因为他们觉得文化类事物会腐蚀他们对世界的真实判断，让他们丧失基本的理性思辨，在动态制衡的游猎环境下，会降低生存的几率，容易被敌人消灭。
从母系老智人文明和父系新智人文明这样的二元博弈的关系来考察，近现代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反而是父系印欧-华夏文明这样强调多元对抗，强调自然竞争，强调动态博弈的观念所推动的。
而母系老智人文明往往过于强调秩序至上，强调律法主义和道德教化，从而让自我陷入自恨压抑的状态，人类社会失去多元博弈机制，陷入停滞，大部分儒家（东夷人）和左棍厌恶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性别认同，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是一条慢性紫砂的道路，不仅是个人的毁灭，还是文明的毁灭，儒家文化刚好就是这样一种助推器。
有人会说，不对，儒家难道不是支持父权家长制的吗？
我们要知道，汉唐时期，儒家思想主要在士族阶层流行，严格说来，应该是在唐中期之后，士家大族才基本上独尊儒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仍然在士族乃至于皇室具有影响力。
西晋宗室赵王伦、东晋简文帝、孝武帝，以及宗室司马道生、司马道子，刘宋文帝之子刘劭，都信奉道教，梁武帝早年也信奉道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崇敬道教，改年号为太平真君，道教在北魏曾一度几乎处于国教的地位。
南方也有一大批侨居或本地的世家信奉道教，比如琅邪王氏、孙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孔氏、陈郡殷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东海鲍氏、吴兴沈氏。
北方的士家大族，比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河间邢氏、河东柳氏，北魏鲜卑贵族，则信奉佛法。
汉唐士大夫阶层的信仰尚且如此混淆和多元，更不用说民间信仰了。
南宋偏安一隅，无力收回幽云十六州，只能往南征服原来的山地土著，瓦解他们在地的自发秩序。
如果说东晋衣冠南渡是第一次对南方的殖民，那么，南宋就是第二次殖民。
魏晋南北朝的殖民还是象征性的，类似于印度内陆土邦和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们感到了多元宗教信仰控制整个民间的危险，所以，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吸收儒家本来没有的玄学思想，创造新儒学，一方面在基层共同体上，按照父权家长制的风格重整基层共同体，试图和民间的各种信仰竞争，并实行实质殖民。
本来在赣越地区的部落，女权的程度比较高。女子在出嫁以后，在原先的部落还有继承权，往往还会干涉原先部落的财政事务。
儒家小共同体的原则是父权家长制，普及的过程和缠足联系在一起。
缠足在汉唐士大夫看来根本就是不可理喻的。就算有人这么做，也被认为是极少数青楼女子为了成为花魁而故意搞出来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普通妇女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且还有伤风败俗的嫌疑。
然而缠足却被宋儒当作儒家正统拿来推行，这其中包含着弱化土著妇女、从而消灭土著文化的用意在里面。
灭佛和反淫祠是宋明士大夫在赣越实行的主要政策。
可即使如此，儒家的父权家长制仍停留在米格道所说的温和父权（soft patriarchy）阶段，属于比较平衡的女本位主义，强调的是让男性在享受更高社会地位的同时承担较多保护女性的义务，而女性则以放弃次要权利（比如话语权）作为报酬换取不必面对社会责任的负担，以维护社会稳定。



米格道的循环史观

在老亚洲母系文化（儒家文化）和老亚洲母系基因没有完全断绝的前提下，一味推行父权家长制，根本就是无济于事，隔靴搔痒，副作用甚大，间接摧残人性，压抑社会。
重要是基因和文化，基因是硬件，文化是软件，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有可能解决母系认同和母权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温和父权上。
儒家教化两千年，在今天的苗栗客家，漳浦客家或者赣南客家的家族中，主母的地位仍然非常高，虽然客家无根，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不曾接受儒家归化，但就算接受儒家宗法伦理的归化，也很容易从父权家长制异化成母权家长制，永远治标不治本，老亚洲母系认同（儒家文化）也会一直复活，其他汉族也是同理。
为今之计，莫若舍老亚洲母系不顾，专意新亚洲甚至印欧母系，结为良缘，然后繁衍生息，分布南北，即事不成，亚洲文明之更新再造，已有根本之雏形，为亚洲文明浴火重生，脱离老亚洲母系文化血统之拦阻和束缚，开辟先河（这段话仿照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道州决策”）。
<hr/>


根据复旦严实2013年的论文，给出O系单倍群的年龄在2.3-3.2万年之间，很明显，O系单倍群是暗白人种，是新亚洲人群，共祖年龄比老亚洲C系晚很多。
黄帝，尧，夏人，羌人，周人等西来的印欧人（NO系）继承的是道家文化。
Y-N,O,R三万年是一家，都是从第二批走出非洲的Y-K中分化出来。



印欧人大征服

Y-NO夏羌人和Y-R印欧人在西亚大草原分道扬镳，R系往西，NO系往东，开始了各自对欧亚土著人种的征服。
O系分两条路线迁徙至中原一带，第一，从内蒙古赤峰和西北的河套地区、甘青河湟谷地，第二，是南下印度次大陆，再往北翻越云南横断山脉，进入滇缅山地和云贵高原。
还有另一部分的人，不选择翻越横断山脉，反而继续往南迁徙，就进入了中南半岛，所以，现在东南亚的O系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是没有进入中原的O1，进入中原的大部分是O2,O3，和老亚洲东夷人融合，O1则是和波利尼西亚D系混杂。
中国的O系和欧洲的R系关系比O系和CD系关系更近，毕竟O系和R系于两三万年前在中亚一带分家，而新亚洲人O系和老亚洲CD系在五六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



彩陶文化发源地

从6000BC以降，以彩陶文化为代表，已经显示出极为明显的文明同源现象。
哈苏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拉夫文化、欧贝德文化、安诺文化、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涅伽达文化、大地湾文化及其后仰韶文化都是非常类似的彩陶文化，它们都属于印欧文明共同体，其彩陶上的纹饰与图案，所表达的信仰与追求相同。
西部的仰韶文化与横跨东欧中亚的库库塔尼文化是一体，同属彩陶文化带，往西最远到希腊，往东最远到山东渤海的离岛。
最早的家马诞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点是中亚地区，可能是原始印欧人所驯化。
考古学家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遗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饪器具，从中提取出马奶的成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十几个马颌骨，骨头上有缰绳造成的损伤。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说殷商人是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实属谵妄之言。
殷墟大墓里陪葬的马车与“游牧”无关，系殷商东夷人与夏-周-羌人长期作战，仿袭而来。
中国的铁器技术和小麦播种技术也呈现自西向东的传播趋势。



中国铁器技术和小麦播种技术传播图

​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小麦的踪迹。
其中在青海、甘肃和新疆东部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小麦，年代测定结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
因此，从小麦东传的路线上讲，蒙古草原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而新疆也许是另一条小麦输入路线上的站点。
世界最早的冶铜技术出现在西亚，并在几千年中持续向周边传播扩散。
国外考古学家曾经统计西亚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及其制作年代，发现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
其中，西亚最早的铜制品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那时西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了。
公元前4700-前2700年，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东亚大陆仅在4处地点发现零星的小件黄铜（铜锌合金）、红铜（纯铜）、青铜（铜锡合金）器或炼渣等遗物。
这4处遗存，分属陕晋地区仰韶文化不同的时段和类型，包括陕西临潼姜寨、渭南北刘和山西榆次源涡镇，以及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它们大多位于西北地区。
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年代为大约公元前4700年。
陕西渭南北刘出土的黄铜笄，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
这两例黄铜器，是已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铜制品。
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青铜刀，系锡青铜，为单范法铸造，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约是公元前2740年。



东乡林家青铜刀（左）、临潼姜寨黄铜片（右上）和黄铜管（右下）

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甘肃中东部为核心，辐射到青海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一带，存在强大的齐家文化，它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能够铸造出单耳或双耳的竖銎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环首刀等工艺颇为复杂的铜器，特别是把青铜技术用于制作人体或服饰方面的装饰器件，拓展了铜器的应用领域。
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在距今4500年前陆续进入东亚大陆。
在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
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青海、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DNA分析，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不属于瘤牛，这说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
饺子最早也是吐鲁番地区发现。
二里头文化是齐家文化的东进产物。
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受欧亚印欧人的影响很深。
作为东亚早期最发达的青铜文化“齐家四坝文化”（公元前3100-前1900）的皇娘娘台遗址（甘肃省武威）出现的一女或两女屈肢俯向仰身直肢葬习俗，学者认为这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suttee或sati风俗，依靠更西北的切木尔切克技术的传播。
中国史前主要大型遗址几乎都在西北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东方的族群，无论是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太湖畔的良渚文化，都使用陶鼎；西北的族群，无论陕西关中平原还是甘青一代，都使用陶鬲。
黑陶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即“仰韶半坡彩陶艺术”趋于衰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民族模仿夏羌民族的彩陶制作技术，仿制了黑陶。
所谓的彩陶，是直接在陶器上用颜料绘制花纹，之后再经烧制，让陶器附着在器物上。
而灰陶、红陶、黑陶，是烧制之后，器表直接呈现色彩。
黑陶的颜色是由原料泥土成分，以及烧制温度、环境、方法造成的。
也就是说，夏羌民族的仰韶彩陶的制作技术比东夷民族的红山黑陶制作技术还要高超，更需要工艺水准。
黑陶与彩陶、陶鼎和陶鬲就是东夷和夏羌在器具方面的种群差异。
万字符率先出现在乌克兰大草原，可能是印欧民族的主体符号，象征印欧民族的太阳神发散的光芒和轮回循环的宇宙秩序。
古希腊人、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用过万字符，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东欧地区也发现过万字符的踪影。



这座雌鸟象牙雕像，是乌克兰国际历史博物馆里最为珍稀的展品之一。材质是猛犸象牙，1908年被人们在近俄罗斯边界的梅桑（Mezin）的旧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现

这只鸟身上刻有交错复杂的卐字纹，是迄今最古老的卐字符。根据碳测定方法，距今已有15000余年。



萨马拉文化6000BC

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欧洲东南部有了单体卐字符的踪迹。但直到青铜时代，卐字符才在整个欧洲广泛出现。
乌克兰国际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些距今大概4000年的陶罐，罐子上方绕着一圈卐字图案。
乌克兰国际历史博物馆的希腊藏品中，一些建筑装饰中可以看到卐字符，而这些图案如今被称为希腊回纹（Greek key pattern），在瓷砖和纺织品上随处可见。



左图：建筑装饰的希腊回纹，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收藏；右图：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的希腊回纹



位于希腊伊拉克利翁（Heraklion）的出土文物出现了卍字

古希腊人也用单体卐字图案来装点罐子和花瓶。
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一件山羊藏品，腹部下方画有卐字符，好似卷曲的羊毛。
在乌克兰国际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中，还有公元12世纪保留至今的几块纺织品碎片。据推测，这些碎片来自斯拉夫（Slav）公主某件衣服的领子，上面绣有金色的卐字符，用以避邪。



公元12世纪，斯拉夫（Slav）公主某件衣服的衣领碎片






万字符也一路借着夏羌人的征服，从东欧大草原传播到东亚。
已知中国的万字纹，最早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文化与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后来青铜器上有所延续。



卐字符 彩陶壸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卐字符 彩陶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青海柳湾出土



大地湾文化6000BC万字符

太极图则是从卐字符衍生而来，是印欧民族的两大主体符号。
最早的太极图出现在乌克兰特里波耶文明。



乌克兰特里波利文化太极图

后来经由印欧人的大征服，扩散四方。



凯尔特和古罗马太极图



圆符 彩陶纺轮 屈家岭文化 湖北省博物馆藏

从距今7000多年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仰韶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大溪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等西部地区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都有圆符。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彩陶 与太极阴阳图案相似



最古老的太极图 彩陶纺轮 屈家岭文化 河南淅川出土 距今5000年前

早周崇拜“天”，商人崇拜“帝”，天帝信仰或者昊天信仰本来就是周人入主中原，统战商人的工具，把天和帝信仰结合起来，制造出“昊天上帝”的信仰。
殷商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作为主宰神的“天”的概念。
《甲骨文合集》中出现15次“天”字，其中有5次是商国自称的“天邑商”。“天邑商”的“天”，有没有某种宗教涵义，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至少不能说明确说是指主宰神上天。
其他“天”字有人名、地名的意思。
日本甲骨文学家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一个类似“口”字的符即简化的“天”字，因此认为商朝甲骨文中有祭祀天的记载，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证据不足，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商人甲骨文的“天”大部分是指天邑商，或者人名地名，根本不是主宰神或者神学的概念，商朝甲骨文中有主宰神，称“帝”或者“上帝”，不称“天”。


一般认为殷商时期，主宰神“帝”出现有600余次，把模糊的“帝”去掉，细细统计，有199次。
帝在甲骨文里面有多种用法，最初是禘，一种祭祀形式，其字形若柴禾上放置一横板。
在甲骨文中，帝从一种祭祀形式衍生出不同意思，成为指涉至高神的词，这个词也曾以上帝这种组词形式出现，以别于先王庙号。在后世先王与至高神的混合观念里，帝也变成了殷商先王的称号。
在商人观念里面，帝是令万物生发者，是众神中最古老者，远古老于天神地祇，或为万物之创造者。
帝作为殷商至高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切事情的决定者，万物皆依照其意志而行。
商人信仰的帝或者上帝，也就是商人的高祖帝喾（俊），主宰神天的概念，不是从商人来的，是从周人来的，证据是周原甲骨文及西周青铜器铭文。
周人祭祀的主宰神是“天”。周原甲骨有“告于天”（H1：96）及“天乍”（H1：59。祚，祭祀）的字样，说明周人直接向“天”献祭。
而在卜辞中，商人并不以“天”这个词指称帝，“天”这个字在卜辞中，只是意为天地广大。分析卜辞的内容发现，商人也并不祭祀“天”这一自然事物。证明“天”与“帝”是周人与商人的不同信仰。
周灭商之前，已有主宰神“天”的祭祀。周人入主中原以后，将周人信仰的主宰神“天”与商人信仰的主宰神“帝”混合，比如《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告天宗上帝”，《尚书·周书·泰誓》记载周武王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西周青铜器铭文及《诗经》《尚书》的西周部分文献中，大量使用主宰神“天”，同时混用“天”和“上帝”，比如”昊天上帝”。
周人混合商人“上帝”信仰的证据有两点：一是《国语·鲁语》所谓“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二是《诗经·大雅·皇矣》有“皇天上帝，临下有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上帝虽在周邦住下，即“此维与宅”，然而是从东夷地区混合而来，乃眷西顾。“上帝”本身就是东夷民族的祖先神帝喾，即帝俊。
关于帝喾和帝俊二者的关系，可以看这个人的考辩：
汉学家顾立雅 (H.G.Greel) 在1935年的《释天》一文中提出，上帝是商之部落神，天为周人部落神，至殷周二民族接触后，天帝乃成为一神之异名。在1970年发表的《天神的源流》文中，顾立雅仍强调周人征服商后将“上帝”与“天”合二而一。
周人征服商人，采取的是同化政策。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之类的概念，是融合同化之后形成的主宰神概念，是周人统战商人的手段，并不是商人或者周人的原初信仰。
即使是到了春秋时期，老子为了凸显“道”才是更古老的本源，反而让“帝”屈尊于“道”之后。
《老子》通篇只有一处提到“帝”字，而且是带有贬抑色彩，代表老子作为周人贵族与殷商“上帝”信仰的漠视与决裂。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这里拿“帝”同“道”相比以凸显“道”才是本体，在“帝”之先，可见，老子仍然不愿意将帝与天合并在一起，以道替代帝，使“道”更能成为夏羌民族的普遍信仰，最终使王子朝的变法能够成功。
可惜这一进程被刘献公、单穆公和孔二阻断了。
“道”并不是老子“新推的概念”，在金文中就已经有“道”字了，而甲骨文并没有“道”字。
说明“天”与“道”都是周人带到中土的神学信仰，天与道二字经常互换使用，比如《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周易·谦》：“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
就连《道德经》也经常天道二字并用，仍有旧制的痕迹：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只不过老子“强字之曰道”，将道作为统摄“天地”的宇宙最高本体。
在这一信仰符号变化的过程当中，“天”的主体性并没有被抹杀，反而与“道”合并，成为道家特有的“天道”信仰，进入先验本体论的范畴，脱离殷商“帝”信仰的巫术崇拜。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汉先生的考证，金文的“道”指的是“一通到底，可以直达目的的大路”。
“道”与“路”字义不同，“道”是通途大道，自然天成，“路”则是从足从各：足表腿足，各表一个一个的人分头回到家里。路是走出来的，是人为创造的，就像鲁迅所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道”与“路”代表无为与有为，宇宙自然进程与人为文明进程的差异。
而周人的典籍仍然将“道”理解为各种道路的意思，比如《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大道像磨刀石般平坦，像箭一样笔直。《左传·昭公十三年》：“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水道不可”的意思是水路不通。《管子·君臣下》：“四肢六道，身之体也。”
“六道”指人体上下的六窍。“窍”是孔洞，自然也是通路的意思。
而老子则将“各种道路”之意的“道”字上升到万事万物的宇宙演化总路径的本体论高度。
再说了，经过周平王东迁，王子克之乱，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之乱，王子朝之乱，周天子的权威早就一落千丈，对诸侯公卿早已没有周初的实际控制力，“周王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让道这一老子新推的概念那么容易就排在最前面”，从何说起呢？
老子本身就是周王室的贵族，甚至地位比当时的王子朝还要高（这在后面会系统性提及），周王室“让不让”重要吗？就像周王室不支持诸侯吞并之事，难道这样的军事斗争就减少了吗？何来的老子要取代姬周的道统一说呢？老子思想反而是在坚持与复兴周人的原初信仰，来拒斥殷商的“上帝”信仰。
何况，天道信仰本来就是周人信仰，老子只不过凸显“道”的作用，将其放于“天地”二者之上，以体现其宇宙最高本体的本质，周王室为何不让自己本来的天道信仰经过老子之手而重新得到确认呢？
“象”是东夷民族豢养的动物，曾分布在今天的河南东部与山东西部一带。
象兵是东夷部落的特殊兵种，曾与殷商战车军团作战。不知道《老子》的象帝之先是不是“象帝”二字连用，以代表夏羌民族“道”位居于东夷的“象帝”之上，或者仅仅只是“像”这个字的通假。
<hr/>143年闪米特-巴比伦统治者Narâ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
西方学者Henning肯定印欧系的古提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
Tukri和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
他们在公元前3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则仍坚持游猎生活，是即后来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ti （Kuč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
Guti和Tukri这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因为他们在波斯的出现先于赫梯人之到达小亚细亚。



刘皓芳博士的论文，论证夏自西北迁徙而来，又向西北而去

古籍记载，大夏都位于西北之地，乃起源于内亚，迁徙到东亚地区的NO系原始印欧人的一支：

《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西，乃至阮隃之阴。”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沉于大夏。”
《管子·小匡》：“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大夏，西服流沙、西虞。”
《史记·封禅书》：“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秦始皇本纪》：“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左传·定公四年》唐叔虞“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昭公·十七年》疏：“虚者，旧居之处也。”杜预注：“夏虚，大夏。”
《逸周书·王会解》：“禺氏騊騟，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
《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西，乃至阮隃之阴”。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沉于大夏”。《国语·齐语》：“逾大行与辟耳之溪拘大夏，西服流沙、西吴”。
《管子·小匡》：“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大夏，西服流沙、西虞 ”。
《史记·封禅书》：“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大宛列传》张骞亲临其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都曰篮市城……东南有身毒国”。

《尧典》、《汉书·安帝纪》注：“夏，华夏也。”
西北一些地区都带有“夏”字，比如“宁夏”、“西夏”、“临夏”、“夏河”。
王国维考证过，大夏就是吐火罗。
德国人马括德（J.Marquart，《伊兰考》，1901），中国嘉兴学者沈乙庵也坚持“大夏即吐火罗”之说。
“罗”为语尾，“火”为“夏”的对音。
可见，“夏”是西来的印欧-夏羌民族的自称。
《史记》又记载：“（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成吉思汗扎营时也以“怯薛”（宿卫）拱卫营帐，蒙古语叫做“古列延”，乃是游猎民族古老的扎营方式。
《史集》记载，蒙古人的军队以左右翼分列两侧，可汗处于中军。游猎军队总是布置成左中右翼翅状，或是扇形。
黄帝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也是属于游猎民族的排兵布阵的方式。
N系的周人直到古公亶父才从豳地迁徙到岐山之阳的“岐邑”，也就是渭河谷地和关中平原之间，并没有往东进入中原地区，还保留了一定的印欧人的纯正血统。

《竹书纪年》：武乙三年，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西岐（周原）周边地形

沈长云进一步指出，周人源自陕西东北部、山西西部的白狄，考古上的青铜器铭文也支持这点。
学者徐中舒在更早前也提出过“周人、周族源自白狄”，徐中舒是从文献中的“汾地”推断出周人的祖居之地。
​战国的《世本》记作“媨姓”，注解者认为是姬姓之误，西晋杜预在《春秋释例》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
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主张，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中说：“鲜虞，姬姓，白狄也”，《国语·郑语》东吴韦昭注曰：“鲜虞，姬姓在狄者也”。
可见，周人、春秋的鲜虞、战国的中山同出一源，都是姬姓。
​西周文化在来源上应该是以咸阳郑家坡、碾子坡为主，整合了陕西关中西部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受到陕北文化、关中商文化和陕西西南嘉陵江沿岸蜀文化的一些影响。
从陶器类型判断，西周早期的文化来源，还可能有陕西扶风壹家堡、甘肃临洮寺洼和陕西清涧李家崖等等。
周人制作的蚌雕人头像，就带有明显的西来的吐火罗人或塞种的印欧特征。


​姬姓就是黄帝最早赐予的十二姓之一。
周人的《酒浩》也说明自己来自于西土：

王曰，封，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N-M128+是周人贵族的父系主体，共祖时间3100年，与周代基本吻合。

复旦方面测出晋东南长子县西南呈村西周时期墓地的一个“大墓"人骨属于N系的M128+。

​2021年一篇周代黎国古DNA论文在ScienceDirect发表。
文章题目是“重建的系统发育的古代Y-DNA提供了对父系单倍型组N1a2-F1360人口统计学历史的洞察（Ancient Y-DNA with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paternal haplogroup N1a2-F1360）”。
文章报告了山西省黎城县西关墓地两例古DNA情况。
西关M6号墓Y单倍群是N1a2b1a1b2a-F1998，西关M9号墓Y单倍群是  N1a2b1a1b-F710（近似）。



研究样本的地理分布

马鹏程在附件的“考古学背景”写道：

“出土文物的风格和墓葬的建造方式表明，黎国与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一致，他们与周朝王室有着共同的父系血统”。
“一些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至少有一位黎国的侯爵、许多精英和陪葬属臣都葬在这个墓地里”。

除了吉林大学之前公布的可能为周文王儿子毕公高后代封国的山西黎国西关墓地两个中小型贵族墓是N-M128（N-F710、N-F1998为N-M128下游）外。
今年复旦还在《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综合研究》一书中发表了《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遗骸古DNA研究报告》一文，本文正式公布山西西南呈西周墓地国君大墓M18墓主人遗骨Y染检测结果亦为N-M128，而本文已公布的西南呈西周墓地小型墓中亦有一半是N-M128。



周人“斡尔朵”复原图

周人和黄帝、夏人、白狄、羌方一样没有都城，只有“斡尔朵”（帐篷），都城在农业化、定居化以后才出现。
《太平御览》记载：

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
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
冯夷曰：西，夏也；东，殷也。”于是费昌徙族归殷。

《后汉书·东夷传》：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王国维考证，在甲骨文中所有“风”字都写做“凤“，风通“凤”，风夷就是凤夷。


甲骨文的“风”是鸟形，表示托鸟飞行是风。



​冯通“风”，冯夷即风夷族人，说出了“西，夏也；东，殷也”的真相，他向费昌吹嘘说“东者将起，西者将灭”，东夷殷商民族会消灭西来的夏王朝。
南北朝时，《三皇经》是道教最大的三个派别之一三皇派的经典，据传此经三国帛和得到之后传给郑隐，郑隐再传给葛洪，即《小有三皇文》。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下令除毁《三皇经》，禁毁《三皇经》可能与谶语“卯金刀”有关，“吉州囚徒刘绍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图》及《三皇经》”，传言“妇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
在流传下来的《三皇经》的佚文中，赫然有这样的话：

三皇曰：天道广大。贤愚混同。强者在西、弱者在东。九天定横，九地合纵。下成君臣，以立国邦。顺天者吉，不顺者凶。

《三皇经》的成书年代可能和《道德经》、《黄帝阴符经》一样古老。
“强者在西，弱者在东”，表明著书之人并未丧失民族记忆，仍然记得道家之道统是西来的印欧-夏羌文明的遗绪，西来的华夏民族是强者，东夷老亚洲土著是弱者，《三皇经》不像后世儒化道教那样经文被强令篡改，以至于华夏民族不知道自己的主体文明和族源出身。
《山海经》记载的黄帝族群，大部分位于西北方向：

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锺山之阳。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
《山海经·西山经》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环绕。
《海外西经》
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大荒北经》

黄帝轩辕氏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
也就是说，黄帝十四个儿子有了自己的封地，可以开宗立国。
大禹建立夏朝，传位给子夏启，他不但有了自己的姓——“姒”，并且还有了自己的氏——“夏后氏”。
周人祖先是夏人，周人自称“有夏”。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區夏。
《尚书·周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周王的妻子都是西北夏羌部落的贵族。
古公亶父的正妃太姜，来自西羌东部的姜姓部落。
周文王正妃太姒是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的公主。
姒，乃是夏人王族的姓氏，夏禹姓姒，是帝尧所赐。
《吴越春秋》尧曰："俞。以固冀于此。"乃号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赐姓姒氏。
周人和夏人一样是游猎民族，《史记》说周人游窜于戎狄之间，是游猎在甘青高原和河西走廊一带，还没入主中原的羌人。
到了太王古公亶父时期，周人才迁到了岐山之地。
周人祖先来自昆仑山，昆仑山自古以来在神话中和东夷的泰山相对，在内亚一带。
东夷神话主神是东王公，夏羌神话主神是西王母。
到了汉代，这两种主神崇拜杂糅在一起，成了大一统的神话叙事，将东王公和西王母说成是夫妻关系。
泰山是东夷民族的神山，昆仑山是夏羌民族的神山。
《山海经》记载的少昊（东夷）族群，都是位于东方。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䝞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惟海神。
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有綦山，又有摇山。有䰝山，又有门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鸟。
《大荒东经》

可见，《大荒东经》记载的东夷少昊一族，都是凤鸟崇拜，“人面鸟身”、“使四鸟”、“皆载于乌”、“有五采之鸟”。
​东夷祖先少昊，少昊有时又叫做穷桑氏或空桑氏。
空桑在远古时期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
少昊氏的大本营在这里，蚩尤的活动范围在这里，后羿立国在这里，周公东征时的对象奄国在这里，这些事情都明白指示空桑是东夷民族的军事政治中心。
东夷民族的神山泰山、有虞氏及商人所居之商丘及商人之宗邑蒙亳，都属于空桑的外环。
后来少昊迁都曲阜（仍然在东夷故地）之后，殷商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在曲阜。
很多关于舜帝的地望，全都是在东夷文化圈一带。
在今山东省诸城市北部的舜王街道诸冯村，其地有舜庙。

明《职方地图》于“诸城”下注云：“舜生处”。清代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第五》载：“（诸城）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 ”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文学家苏轼知密州(治今诸城)，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
开首四句云：“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是以诸城为舜生地的诸冯。
风土记：舜东夷人也，生姚墟。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则圳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舜帝南巡时，曾在韶山命人演奏音乐，引来凤鸟翩翩起舞，即“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凤鸟崇拜是东夷民族的文化信仰，也间接证明舜帝是东夷人。
韩非子和孟子也说：舜，东夷人也。
舜的墓地在东夷地区，自北朝元魏太和年间始，诏“祭尧于平阳，祭舜于河东”。《唐六典》也说“享虞舜于河东”。
河南，古称“豫州”。豫，正是“象邑”（参考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
象兵是东夷民族其中的一个特殊兵种，老亚洲东夷人是最早驯化大象的种族之一。

《吕览·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在出土的商代文物之中，象牙、象骨并不少见。
《诗经·鲁颂》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淮夷（东夷一支）曾经献给周王“元龟象齿”。
传说中，最早驯化大象的人，就是“舜”，史书记载舜居于沩水，其后姓妫，二字都从“爲”旁。
“爲”的甲骨文表达的是一个小爪子“爫”牵住下面那只大象的鼻子。
牵象的鼻子而劳动，就是“爲”的本意。



甲骨文的“为”字，表达的是一个小爪子“爫”牵住下面那只大象的鼻子。

《道德经》的“无为”（弗为），指的是不要强力牵象的鼻子，让它供人奴役驱使，引申出天放自然，率性自为的意思，这是游猎民族天生的个体本位思想，反对压制和奴役，崇尚个性自然和自我本真。
“无为”隐隐然有反东夷民族“有为干预”、“独断专行”、“集体本位”文化的含义。
因为“为”就是东夷民族集体主义至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主张秩序至上，道德教化，顶层设计的思维特征，“为”就是东夷民族驯化大象行为引申出来的概念。
舜就是最早的“驯象人”，《史记》记载舜的弟弟就叫做“象”。舜后来把弟弟“象”封在有庳，又做有鼻，其地有“鼻国”“鼻亭”。
《水经注》引王隐说“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舜死之后，群象为其耕作。

《帝王世纪》：“舜葬苍梧下，群象常为之耕”。
《论衡》：“传书言舜葬苍梧下，象为之耕”。

舜名为商均，可能是商人的祖先。（《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
王国维经典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认为，舜和《山海经》中常见的“帝俊”，卜辞中的“夋”为一人，并且和“夔”（尧舜时期的乐师名）“帝喾”都是同一个字。
舜（shun）和夋（qun）、俊（jun）为一人，这已是学界公论。
这也涉及到古汉语发展的一个基本认知，zh\ch\sh, j\q\x为后出之音，舜、夋、俊同音无疑。







舜、俊、夋三字的上古拟音

蚩尤墓地也在东夷地区。
蚩尤死葬之地，根据《宣览》记载 :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重聚 , 大小与阚冢等。”

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即今天鲁西东平县与巨野。
夏羌故地则一般认为包括陕、甘、青海境。
在陕西扶风考古发现的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被认为是羌方的文化遗存。


商人对羌人特别残忍，抓获到的羌人俘虏往往处以极刑以祭祀祖先。
比如祭祀祖乙的时候，“伐羌十有五”（杀15个羌人），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用10头牛和10个羌人祭祀祖先），类似这种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记载在甲骨文中数不胜数，最多一次时，甚至一次就杀戮了300人之多（今昔用三白羌，白通百）。
考古学家唐季根做客圆桌派第六季，在第七集节目《考古是一座城》里提到，他的研究团队通过殷商人殉的牙齿同位素检测，发现被杀殉的人都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也就是羌人，并不是河南安阳本地人。


著名先秦史学者杨国勇，他在1985年出版的《夏史论丛》一书中曾做出推测：“我很怀疑这些‘羌’里面可能有许多是逃到羌地的夏人，因而他们与商人的矛盾特别尖锐，对立情绪特别大”。
另一位考古学家陈梦家也认为“羌为与夏同族之人”。
杨国勇和陈梦家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早在春秋时期《国语》就曾提到：“羌之先祖四岳，佐夏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封于吕或申，赐姓曰姜（羌通姜）”。
此后《史记》《后汉书》《路史》等史书或言“禹出西羌”或言“兴于西羌”。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产高禹，家于西羌”。
这些史料证明了羌族和夏族的渊源。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又有《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又说明了北狄和黄帝有渊源。
在文字学上可以证明，古代的姜也就是羌，炎帝是姜姓，来源于古羌族。
周人是古羌（姜）和白狄（姬姓）联姻的民族，周人自称是黄帝的后裔。
如果夏羌同宗，那么商朝对千里之外的羌方的不断征伐，也就显得合理了。
殷商的先祖来自东北亚的东夷文化圈，和活跃在晋南豫西的陶唐、虞舜、夏后诸族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商汤在灭夏之后，下令“一勿遗（对夏人一个也不放过），欲迁夏社”。
二里岗商文化（即商王仲丁、外壬）西部边缘地带发现的刘家文化被考古工作者判定为羌方遗存，出土的鬲、盆、豆、折肩罐以及流行的偏洞室墓葬习俗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而后者正是夏文化的西北分支。
《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从洛阳北上，先出雁门关，抵达河套地区的河宗氏之国。
游猎民族河宗氏自称夏人，而周朝也是以夏人后裔自称。
河宗氏之国对周穆王宣誓效忠，并给周穆王进贡了一批好马，周穆王册封河宗氏为伯爵。
可以断定，夏人和西戎同源，都是古羌人，到了夏朝还有不少游猎痕迹留存，譬如夏启征讨有扈氏后将有扈氏贵族罚为放羊娃，太康被农耕民族东夷反扑，少康在暂时亡国阶段放羊避难。
1930年代，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指出：“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东夷民族和华夏民族的对立贯穿整个二十四史，且举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的历史为例。
黄帝战蚩尤是夏羌民族和东夷民族的首战。
后来，东夷少昊部族被打败，黄帝派其孙子颛顼殖民东夷地区。
​舜则是东夷人，《今本竹书纪年》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韩非子》也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舜率领东夷部族，打败了夏羌部族，夺了尧的王位（关于舜是东夷人的考辩已在上面提到过了）。
夏启和伯益的权力斗争也是夏羌民族和东夷民族之间的斗争。
伯夷是东夷人，在各类史书上都有记载。

《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益即伯益。
《史记索隐》：伯益伯翳本一人，为嬴姓之祖、东夷之祖。

所以，《竹书纪年》上记载的“舜逼尧”，“益干启位，启杀之”绝不是表面的权位之争，而是背后有更为深远的种群之争。
夏启之后又有太康失国、羿浞少康事。有穷后羿（或称夷羿）“阻穷西征”，击败夏国，“因夏民以带夏政”，全盘接收夏代的国土人民。
叛臣寒浞杀后羿，灭夏后相。
相的遗腹子少康与有虞联手，反攻倒算，“复禹之绩”，复国中兴。
夏夷之争旷日持久，九夷与夏朝大多数时候处于对立状态。
《后汉书·西羌传》云：“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
《纪年》又载：“后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夏代历太康、仲康、相、少康、杼五世才压服东夷。九夷各部向夏朝降服，并接受夏朝的策命，成为夏朝倚仗的重要力量。

《北堂书钞》卷八十二《礼仪部》引《纪年》：“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然而东夷民族的新生代商人打败了夏的末代国王桀，九夷彻底背离了夏朝。

《后汉书·西羌传》云：“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

畎夷在夏桀之后迁到了豳、岐之间，与《说苑》中记载的夏桀到后面指挥不动九夷之师，于是被商汤打败的记载相合。
畎夷后来依附商朝，在甲骨文中被称为犬侯，到商代末年为周文王所并，其地称为犬丘，《世本》记载周懿王曾一度徙都犬丘。后来犬丘为秦国所有，称废丘。
夏人被迫逃离“中国”（当时指黄河流域），向西返回羌戎故地，这些人就是后世史书经常提到的大夏、月氏二族。
后来崛起于关中西岐一带的周人，因为长期臣服于商人，忍辱负重，蓄积国力，最终周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戎八族征讨商人，决战牧野，最终击败了商纣王，光复夏羌基业。
在周武王去世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三监以及东方诸侯作乱，周王朝面临严峻考验。
年轻的成王在周公旦、召公奭、师尚父的辅佐下平定了三监之乱，在巩固了故殷商的核心地区之后，对东部诸侯国实施军事打击，将周的影响扩张到东夷地区。
​冉土方鼎记载，周公在征讨东夷的战役中，剪灭了丰伯和薄姑两个东夷诸侯。
此时的山东半岛上仍有不少古国，并没有在军事打击中遭受灭顶之灾，只是臣服于周。
在西周时期，这些东夷土著国家也曾多次反叛，使周王朝和其封国不断出兵征讨，喜欢反叛却战斗力不佳的东夷地区成为周王朝各路诸侯打怪刷经验的地方。

王令遣仲东反夷。疐肈从迁征。攻龠無啻。省于人身，孚戈。用乍宝尊彝。子子孙其永宝。

​一系列旨在镇压东夷土著部族的战争都是在成王早年由周王室发动的。

王令遣仲东反夷。疐肈从迁征。攻龠無啻。省于人身，孚戈。用乍宝尊彝。子子孙其永宝。

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重大事件的编年记录见诸《今本竹书纪年》，根据这份记载，周公东征耗时三年。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周人只是成功占领了鲁中山地西部和北部边缘面向中原的过渡地带。
鲁和郕控制了山地的西缘，并且封锁了无论是来自泗祊走廊还是大汶河谷的通道。
齐控制了沿着山脉边缘向东的道路。
滕控制了南去淮河流域的通道。
总而言之，为文献和考古记录所证明的周人在鲁西和鲁西北的殖民点，为周人进一步向半岛腹地以及南方淮河下游地区的扩张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姜子牙空降齐国，做齐国的国君，周公派他的儿子伯禽在鲁地监视东夷人。
这就是齐国发达的工商业，稷下学宫，五行德性说的由来了，这些创造性的文明全由姜人（羌人）传入齐鲁之地，与原来的东夷土著文化（邹鲁文化）截然不同。
田氏代齐，就是东夷土著的反扑，导致齐桓公的伟业破灭，孔子隐约批评齐桓公，也是因为他是殷商遗民，因东夷和夏周之别的缘故。
​齐鲁是两个概念，两个族群。
齐是姜子牙带去的内亚宗周殖民军团，鲁则是东夷土著。
“鲁”代表愚傻憨直，正义感十足，感性主观，“鲁”是诸子百家对他们的蔑称，经常和宋国的守株待兔、拔苗助长之类的典故放在一起被诸子嘲笑。
周人只能统治到山东西北部，再过去便是沂蒙山区和胶东半岛。
当时的淮河流域，主要势力是淮夷和扶余，他们是老亚洲东夷人的近亲。
周人征服了他们，商纣王开始，那里才归于华夏版图，商纣王把东夷人和夏羌人都给得罪了，当时殷商兵员枯竭，人口衰退，为了获得新的兵源，商纣王企图征服东夷的象兵部落，为己所用。
东夷地区变成了商纣王重点征服的地区之一，商纣王时期的"十祀征人方“和“十五祀征人方”就是证据。

人方伐东国，典东侯，册人方，余其比多侯，菑践人方。

《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也记载，东夷民族和周王朝的斗争一直未曾间断：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分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

《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吕尚和莱侯争夺营丘，《鲁周公世家》也记载了伯禽与淮夷、徐戎的战争。
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稳住殷商遗民，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西周仍然需要对东夷诸侯进行羁靡安抚，其中重要的活动为“殷”，即“殷见礼”，就是在成周洛邑举行的大型祭祀，举行殷见礼的时候，东夷诸侯会亲赴成周觐见周天子或受周天子任命主祭的卿士。
胡适在《说儒》提出：

"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

周灭商之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本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庞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是指殷商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
种种迹象表明，孔子作为殷商王族的后人，他内心里真正想宣传鼓吹的，永远是他东夷族群的仁义精神，而不是华夏民族的道家阴阳思想。
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在东夷殷商故地一带，自古就有“孔子西行不入秦”的说法。
而老子和杨朱反而在梁地、楚地、秦地、南之沛等夏羌文化圈一带活动，《庄子》记载，老子死于秦国，有一人为秦佚者前去吊唁。
根据杨倞解《荀子》：“杨朱哭衢道”之“衢道”为秦地旧俗，推断杨朱为秦人。

《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是久丧，孔子说他不仁，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丧。
​清人毛奇龄最早提出三年之丧是殷制的说法，胡适，傅斯年，杨朝明先生也主张，三年之丧是殷人旧制。
方述鑫认为，三年之丧起源于殷代的衣祀，孔子将它与当时流行的既葬除丧之法相结合。
​康有为并不认为三年丧是殷制，但相信殷高宗行了三年丧并给孔子以灵感：“孔子立三年丧之制，而着之于书，盖古者高宗尝独行之。孔子托古定制，故推之为古之人皆然。”

《尚书·无逸》：“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

不过《尚书》写的是高宗即位之后三年不言，并没有说高宗亮阴三年是服丧三年。
​胡适于1930年发表《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考证三年丧在汉代的推行过程，其基本理念继承康有为。但后来他看到了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改为以三年丧为殷人旧制，为孔子所提倡。
胡适和傅斯年最主要的依据仍然是《论语》和《檀弓》中孔子对高宗三年亮阴的解释。
傅斯年认为齐鲁等地多为殷商遗民，三年丧或为他们带过去的。
​在诸家之说中，孔德成与章景明的东夷风俗说，更有道理一些。

《礼记·杂记》：“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孔德成推论：“少连、大连为东夷之子，则其所行之礼，似应为东夷之俗，则三年之丧，很可能就是东夷的旧俗。”曲阜为鲁之都，也在东夷奄之旧墟范围，可能是孔子因居所的关系，采取了此一东夷的风俗，而赋予新的理念。
​章景明结合《史记·管晏列传》“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的记载说：“据此，则晏婴这个人可能也是个东夷之子，其居父之丧，自然也是依其本族——夷人的风俗。如此说来，斩衰的服制，采取的是东夷之俗；而三年之丧，当也是来自于东夷。
墨子称道禹汤文武，而攻击儒家的三年之丧与亲亲尊尊之说，说明三年之丧并非先王旧制；《礼记·杂记》记鲁哀公使孺悲向孔子学丧礼，《士丧礼》才被写定；《论语》中宰我疑三年之丧，以及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都说明三年之丧并非周代之通行制度；《孟子·滕文公》中，滕文公的父兄百官对三年之丧表示怀疑。
综合所述，三年之丧来自于东夷殷商民族。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周公儿子的伯禽殖民鲁地时早就“丧三年然后除之”，将三年之丧这样的礼制取消，如果孔子真的“吾从周”，复兴周礼，怎么重新恢复被周人取缔的东夷旧俗——三年丧期呢？
​很显然，孔二是要复兴他祖宗的殷礼，只是假借复兴周礼的名义。
周王朝的诸多先进技术、文化创造，为什么孔子偏偏要复兴殷礼味道浓厚，以等级秩序，宗法伦理为主的周礼呢？还不是因为周礼有他的祖先文明——殷商礼法的一部分传承吗？
他复兴周礼的同时，不正好可以借机复兴东夷殷商文明吗？
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既然周礼尽在鲁矣，那证明周礼根本没有遗失，《周礼》​一直保存在鲁国好好的，何来复兴一说呢？说明孔子复兴周礼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目的。
孔子作为商王室的后裔，十分注重礼学，周礼之前有殷礼，那才是真正的儒家礼乐文化，三年之丧最早也是殷礼，而周礼早已对三年丧期进行了改革，周礼和殷礼的关系是“因循”传承的关系，“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儒家把夏商周统一归纳入礼制文化上，进而将不同种族创立的夏商周三代说成是一家人，使得儒家大一统史观第一次成型。
周革商命之后，周武王的联军仅攻克了殷商的王畿地区，虽然商纣王已死，但是殷商贵族却未受到巨大的冲击。
周武王考虑到周人在中原并没有站稳脚跟，对臣服的商人以羁靡安抚为主，自然无法对东部地区多作经略，只是在殷商故地设立三监监视殷商贵族。
周礼类似于满清入关，用儒家思想统治汉人的殖民政策。
满清皇室只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周王室作为西亚游猎民族出身，并不推崇中原农业社会的秩序至上的礼乐文化，只是将殷礼当做羁靡安抚殷商遗民的工具：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
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周人有意让殷商遗民成为新封国的臣民，不仅有利于拓殖蛮荒之地，还可以分散殷商遗民的力量，防止他们再像三监之乱一样叛乱。
这些殷商遗民的封地要“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也就是强制把他们分族，大家族打散成零星小家族，防止他们抱团。
“以法则周公”，即服从周公的治理，“用即命于周”，哪天周人需要他们派上用场了，他们必须顶上。
“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便是在自己的属地内部可以启用商政，但必须疆以周索，用周朝的殖民政策像缰绳一样锁住这些殷商遗民，不让他们动弹。
齐鲁都是周人殖民东夷，监视殷商遗民之重镇，但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治理策略。
伯禽偏向“疆以周索”，实施周礼之制，这就要求“革其礼”、“变其俗”，鲁国的礼制化程度最深，也就是集权的程度最深。
正因为这一点，后人公认“周礼”存于鲁国，与之相反，姜尚保持了“存其礼，从其俗”的华夏惯例法传统，也就是执行了周公的“政由其旧”。

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简其礼”、“从其俗”是因为殷商后期的礼法较为奢靡。
既然鲁国已经“革其礼”、“变其俗”长达五百年，孔子何必重新复兴周礼去教化百姓呢？孔子真的是在复兴周礼吗？显然不是，他只是在借用周礼的名义重新复辟繁盛的殷礼。
​殷礼有两个和周礼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周礼的祭祀活动只用陶俑或者刍灵殉葬，较为文明，连动物殉葬都很少，商礼过于残暴，讲究人殉献祭；第二，周礼简化，殷礼很繁琐，这也是墨家反对儒家的原因，认为儒家厚葬且礼法繁杂。
​姜子牙分封在齐国，简君臣礼，从其俗，简化礼法，从其东夷旧俗，证明周礼之简便，但现在流传的《周礼》可能是儒家编造的，非常繁琐，就连钱穆也不得不承认，《周礼》是战国孔儒编造的伪书。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纪轻轻，三十岁就去洛阳找老子，不问天道，而是“问礼”。
老子是周守藏史，在洛阳王室大内中藏有一批关于殷商礼学的典籍，孔子急切想要复兴失落的殷礼（东夷文化），却被老子批判一番。
老子告诉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奉劝孔子莫要有那么大的野心，企图复辟殷商帝国，放下偏见与傲慢，别老觉得自己是殷商遗民的救世主。
老子则是东周贵族，是颛顼之子老童或开国功臣聃季的后代（老子又名老聃，来自聃季一族）。
在封建世袭的年代，能当上“守藏史”，绝不可能是平民阶层，老子是父亲李乾（又名李敬）是御史大夫，老子家族是世代看管周王室藏书的“史巫”。
<hr/>汉羌同源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资料，分子人类学上，比汉藏同源还要靠谱。
汉藏同源是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建构的理论，也就是按照所谓的印欧语系、图兰语系、闪米特语系这样的基于语言学建构出来的理论。
现代的羌人和古代的羌人不一样，现代的羌人和D系矮黑人（藏人）融合过多。
现在的羌族只是诸多西羌中的一支，现在的羌族更应该被称为尔玛。
现在的羌族D占18.2%，O3占36.4%，O1、O2总比例为30%。
然而，1500年前汉晋之际，青海陶家寨遗址古DNA12例全部为O3a*-M324，暗示O3与羌戎之间紧密的关系。
甘青河湟谷地到四川盆地、岷江之间有人种替换，土著是D系氐人，外来的是O系羌人，氐人被羌人替换，也就是宝墩文化被三星堆文化替换。
羌人的神话史诗也提到过他们的征服矮黑土著的历史。
​从史诗《羌戈大战》中可以看出，羌人从西北大草原到岷江上游的大迁徙途中，因其始祖得到天神木姐珠的帮助，用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才摆脱“魔兵”追击，转危为安。
到达岷江上游后，又因在梦中得到天神的启示，用白石击败了戈基人，羌人始得重建家园，安居乐业。
羌人祖先是白氏三兄弟，以三块白石为象征。
在羌区，白色的石英石随处可见（羌语称“阿握尔”，白石必须纯白且天然形成，未经打磨）。
戈氏即斟戈氏，戈与灌一音之转，故《世本》说，“戈氏即斟灌氏”。
灌族即戈族，有可能在与羌人交手失败之后，戈族臣服于羌族，成为夏羌部族的同盟之一。
​羌族人崇尚白色厌恶黑色。当地羌族人还愿打清醮时，释比作法必演唱《国》，以慰留白神，送走黑神。
今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羌族“释比唱经”中便有两个词：一个叫恶，一个叫善。恶神的名字羌语称“昔母依”，意为黑色的神，善神的名字称“昔母迫”，意为白色的神。
把黑当做恶，把白当做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羌人属于从西亚东进到中原的印欧人的分支，他们是暗白皮肤，便以白石为尊，他们把当地矮黑土著的戈基人（氐人）视为黑石，代表绝对之恶。
羌人崇拜白石，厌恶黑石和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都是二元论。
琐罗亚斯德把安格拉·曼纽（Ahriman）当做绝对的恶与黑暗，把阿胡拉·马兹达（Ormuzd）当做绝对的善与光明，羌人和道家也有这种二元观，只不过道家和羌人、琐罗亚斯德教不同，道家是阴阳互根说，阴阳黑白没有善恶伦理属性，都是互根对等的，只有羌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有善恶伦理属性。
羌人和在伊朗生活的雅利安人是近亲，是印欧民族的一个分支，他们的信仰体系基本上差不多。
古羌原始宇宙观认为神灵是居住在天庭上的，而高山离天庭最近，是通向天庭的梯子和关口，神灵下凡上天均须经过高山。
古羌族人以高山台地为聚落所在，传说是羌族祖先的西王母，居住在仙山昆仑之上。
这是印欧高地文明对高山的普遍信仰。所谓的高地最早是从以色列东北部到叙利亚南部，直到土耳其东南部一带。首先是在高地，然后再向大河下游的沼泽地带运动。
人类文明最先产生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高地，小麦也是最先在那儿驯化，城池率先在那儿建造，即耶利哥古城和大马士革古城这些地方。
12000年前的哥贝克利石阵也是建在土耳其高山上。


这一高山信仰和对西王母的崇拜也被道教继承，高山成为道徒修炼、得道成仙的不二场所选择，形成了洞天福地的思想，魏晋南北朝之后，西王母也成为道教的女仙。
道教早期经典《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高上入国隐元内文经》记载，西南民族多“不死之教”、“不死之药”以及具有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胡老仙官”、“越老仙官”、“氐老仙官”和“羌老仙官”。
羌人的长生信仰及各种奇方妙药和神话传说对道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夏羌民族的英雄大禹，就被吸纳进道教的神仙谱系，所谓“太极真人，夏禹也。”
传说是羌人始祖的大禹在治理水灾时所创制的“禹步”，顺理成章的就化身为道教祈禳消灾，通神求仙的重要法术。
闻一多就曾经认为道教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

“道家思想必然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

​向达也认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
可见，道家文化与羌人信仰都来源于印欧文化共同体，都是夏羌民族的有形分支（部族）与无形分支（神学），自古以来二者在西南地区相生共存，已分不清楚彼此。

大量道教神仙进入羌族人民的信仰系列，太上老君、文昌帝君、东岳大帝、城隍等道教神灵，在羌族地区得到崇拜和祭祀。羌人普遍祭祀和崇拜太上老君、文昌帝君。
羌族聚居的茂县、汉川、理县、黑水、北川等地， 除黑水及少数地区，羌族各大寨子普遍建有汉式道观。

羌区村寨也信奉汉人道士。羌族举行丧葬仪式时，除了请本民族的巫师，有条件者还要请汉族道士择吉人硷。羌族没有文字，因此羌族巫师的画符、符板、法印等上的字纹，均由汉篆字变形而来，其巫术也多道教内容。
黄帝，羌人，夏人，周人等西来的印欧人（NO系）代表的是道家文化。
黄老学派总是把黄帝与老子并列，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很多托名黄帝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
《老成子》十八篇。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容成子》十四篇。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黄帝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内经》十八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老子则是周朝贵族，是周武王开国功臣老童或聃季的后代（老子又名老聃，来源于聃族），在封建世袭的年代，能当上“守藏史”，绝不可能是平民阶层，老子家族是世代看管周王室藏书的“史巫”。
满清皇族作为东夷-殷商-东胡-女真后裔，不可能认同印欧人创造的道家文化，只可能遵从东夷民族的儒家文化。
满清入关以后，祭拜孔子尤其隆重，如顺治二年（1645），顺治皇帝下令每月朔日行释菜礼，三献于孔子及颜渊、闵子骞等十哲位前，典礼时四鼓齐集，各司其事，文官主祭，武官相随，启扉迎神，舞六佾，奏咸平之乐，行三跪九叩大礼。
清代新科进士也要举行“释褐释菜”礼，即在步入仕途之际，要敬谢先师孔子。
宣布认可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六十四代衍圣公孔衍植仍任衍圣公加太子太傅。朝见时衍圣公仍列内阁大臣之上。
顺治皇帝于顺治八年确立祭孔为国家大典的同时，将孔子嫡裔衍圣公陪祀的制度也随之确立下来。
到了康熙年代，儒家思想进入国策，在这其中孝庄太皇太后起了重大作用。
在康熙五岁的时候，就让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稍大些就通读四书五经。
康熙18年，康熙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吸纳了最优秀的儒士。
康熙皇帝认为儒家学说实在，较空寂的佛道宗教更有利于治国。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颁布十六条圣训，意在化民为俗，文教为先。
乾隆皇帝不仅在北京隆重祭拜孔子，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还对自己的亲家衍圣公孔昭焕有过谕旨：“先师修道立教，天下万世之人，服习圣训，咸有以自善其身，况为其子孙者乎？卿以宗裔，奉祠绍封，列爵既优崇矣，当思渊源何自，夙夜敬勉。亲师向学，以植始基；慎行谨言，以培德器。循循诗礼之教，异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党。俾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于勿替，匪徒章服之荣已也。”
清代的孔府在全国各地的田产有百万亩之多，拥有数十万佃客，在曲阜也拥有三千多亩田产，专为孔府所独享。
相反，满清各种打压道教。
把统理天下道教的张天师，从国师二品的地位贬为五品，品级不如一个知府的地位，同时永远禁止张天师到北京面圣。
由于第57代天师张存义祈雨有功，才勉强提升为正三品，并恢复朝觐资格。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满清又一次取消了天师朝觐的资格，从此天师家族与满清皇族之间的关系愈发疏远。
<hr/>无为而治是一种从黄帝垂拱之治就一直传承下来的西亚征服者统治术。
无为而治很明显，就是征服者管理当地土著的办法，在元人或者英国人那里，都继承下来，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只负责收税，只负责维持当地秩序和市场交易，各地保留自己的自然法（习惯法）和原生秩序，这样殖民者的统治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元人统治中原的时候就是如此，包括元朝管理中亚也是这样，南人写话本，写杂剧，唱戏，或者信仰摩尼教，白莲教，全真教，混元教，一概不去干预，中亚的YSL习惯法元人也不干涉，只负责收税和贸易，这就是游猎民族的治理模式和郑智智慧。
正因为元人对中原没有干涉太深，在朱元璋崛起之后，元顺帝便可以全身而退，回到漠北，游猎民族都是这样的避实击虚，敌进我退的思维。
而英国人也继承了游猎民族的思维方式，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相通，草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海洋，这是另外的话题。
总之英国人只负责在印度沿海收税，内陆的土邦爱干嘛干嘛，我能做生意，搞贸易就行。
元顺帝仍然保持着游猎民族的帝王心术，做到了《道德经》说的“功成身退”，元顺帝写了一首诗给朱元璋之后，就潇洒的拍拍屁股走人了，相当于美国历任总统卸任之后，在白宫办公桌上留下一封信给下任总统一样。
一般来说，中原每一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尊道或者尊法的，也就是说在最初那几个帝王那里，还保留着内亚征服者的帝王心术和武德。
但是到了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之后，就开始尊儒了，也就是遗失了过去征服者的武德和帝王心术，而宋朝一开始就是尊儒的，因为赵匡胤是黄袍加身上位的，他和其他开国君主不一样，他不是在马上取天下，他不是依靠武德征服东亚，再加上他是Q系沙陀人，和C系的东夷孔儒血缘关系比较近。
这里就要用到诺斯替主义或者海德格尔的“遗忘”的概念，在诺斯替语境里，“遗忘”主要是指堕落在物质世界的元人，遗忘自己的高贵出身，不知道自己来自于另一个光明世界，反而沉迷于这个属血气的世界而无法自拔，同流合污。
可以将“遗忘”的概念嫁接在内亚征服者的身上。
内亚征服者入关（相当于诺斯替的下坠）之后，堕入了中原繁华费拉的胭脂地，遗忘了祖先在马上取天下的武德，也遗忘了内亚征服者的帝王心术，渐渐被东亚土著文化所同化。
同化可能是因为征服者自身的腐化，又或者是东亚土著人口众多，又或者是儒家文化比起其他内亚文化更适合农业社会等等。
道家就是内亚征服者的帝王心术，儒家就是东亚土著文化。
东亚土著文化（儒家）天生带有去雄化的女性特质，主观感性，道德教化，秩序至上，追求气节，杀身成仁，集体本位等，可以有效腐蚀内亚征服者的多元全息，理性客观，二元对抗，父系竞争的道家精神。
总之，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征服者遗忘了“帝王心术”和充沛武德，遗忘了印欧-夏羌民族的多元全息，效率至上，父系竞争的精神，使得自己被土著文化反噬，越来越士大夫化，费拉化，土著化，最后被新生的来自边缘地带的征服者赶出中原或者肉身消灭，完成新一轮的“物极必反”和去中心化。
这样的堕落过程，就像诺斯替主义所说的从高处的光明原乡下坠到末流的物质世界一样，征服者的后代越来越遗忘武德和帝王心术，越来越远离祖地，遗忘了自己的高贵血统，遗忘了自己的本来文明，下坠到洼地，成了东亚东夷土著心目中的“圣君”和“贤主”，最后被新的内亚征服者替代。
苏美尔，古希腊迈锡尼、多利安，古埃及，古波斯，赫梯，米坦尼，北欧凯尔特，中欧日耳曼，东欧斯拉夫，东亚华夏，北印度婆罗门，都是印欧共同体的分支。
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会磨灭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相反，我们会更有民族自信心。
因为我们是创造民族，印欧人的后裔，在全世界印欧文明日益衰败，欧美被犹太文明大举侵害与毁灭时，只有华夏道家还保存着一点智慧的火种，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本色，保守自己的根本文化（因道家已在东亚大陆深植三千年，早已是东亚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无缝对接印欧人缔造的国际秩序，积极融入文明社会，不再像义和拳那样疯狂，不再重演东瀛人偷袭珍珠港，引来两颗原子弹的毁灭，这不是好事吗？
也就是说既有民族自信心，维护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又可以无忧的对接文明社会，不再发生地缘战略上的误判和敌对。
我们最终将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拯救，成为被白左和西马毒害之后的全球唯一一方净土。
当然，前提是驱逐来自老亚洲东夷土著的儒家文化，彻底还东亚大陆以光明！彻底摆脱沦为儒家低地社会的死局！
<hr/>西方学界虽然提出"思维方式"的学术概念，但是不能成为技术分析工具。
  只有将"思维方式"细化为"思维顺序"，才能作为分析人类文明差异的技术分析工具。
  人类有视觉、味觉、触觉、听觉的指令系统，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外部世界的指令分为条件与目标。
  自然学科属于条件类别；人文学科属于目标类别。
  条件与目标经过人体大脑的神经网络的复杂演算，形成特定的方法与手段。
条件、目标、方法三要素的联结，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
  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高度抽象化之后，形成了人类文明。
条件、目标、方法三大要素的集合产生了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的两大差异：

1，思维程度差异决定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程度。
  2，思维顺序差异主要是思维三要素顺序排列的差异。

人类文明的"思维程度差异"受到技术发展的限制，但是思维程度差异不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差异。
人类文明的本质差异是"思维顺序差异"。
  诸子百家以儒家学派的主观立场归类划分，主观立场分类法是程度分类法，隐藏了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的本质差异。
华夏民族的阴阳文明与东夷民族的仁义文明，构成了东亚大陆的二元博弈结构。
  中国的中部与东部是农业文明，西北地区是游猎文明与绿洲文明，东北亚地区是渔猎文明，东西部地区各有独特的文化特性。
黄帝与蚩尤是游猎民族与农业民族两大种群的文明始祖。
宋代之前，东亚大陆的种群冲突是西部游猎民族与东部农业民族之间的冲突。
  新亚洲华夏民族与老亚洲东夷民族的文化信仰全然不同，华夏民族崇拜阴阳，东夷民族信仰仁义。
社会环境缔造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便形成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便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不同的心理需求导致人类社会对不同的思想文化进行选择。
最终被人类社会选择下来的思想文化一定是满足了人类心理需求的思想文化，而不是逻辑严密，但是不满足人类心理需求的思想文化。
  儒家被认定为华夏民族的主流文化，同逻辑自洽性没有关联。
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现了人类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虽然思想文化的产生过程是逻辑论证过程，但是思想文化被人类社会选择之后，经过更深日久的沉淀与培育，才能转化为文化体系，而主流文化是人类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
在农业社会，稳定的生存秩序是产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短时期之内，技术创新对提高农业产值的作用并不显著，变动不居的生存秩序反而会降低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违背人类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所以，农业民族只能选择"秩序文化"，不会选择"效率文化"。
游猎民族依赖于对自然环境的判断能力，从而提高游猎部落的生产产值，稳定的秩序没有办法满足游猎民族的利益需求。
游猎民族只能选择效率文化，不可能选择秩序文化。
游猎文化和商业（海洋）文明是狩猎采集文化的延续，游牧/畜牧社会则脱胎于农业社会。
游猎与游牧并不是同一属性的事物，不具备可比性，非一脉相承的关系。
效率文化追求变化，秩序文化追求稳定，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效率文化：理性，功利，逻辑，变化，自愿选择，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进攻。
  秩序文化：感性，道德，伦理，稳定，权威独断，宗族主义，世界主义，防守。
农业民族是集体主义者，在农业生活中建立感性决策，依赖主观判断，杀身成仁，刚正不阿。
  游猎民族是个人主义者，在狩猎生活中建立理性决策，依赖技术判断，以柔克刚，避实击虚。
  农业民族不可能产生理性思维。
当一个民族的农业化程度越高，理性程度越低，感性能力越强。
生活方式越追求变化，效率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越追求稳定，感性程度越强。
  道家学派起源于华夏文明的阴阳二元论，阴阳二元论来源于印欧民族，华夏民族与印欧民族属于同一支血脉，炎黄部族、夏人、周人、羌人属于印欧-华夏民族。
  华夏文明的思维顺序：条件+目标＝方法。

法家学派：条件（道）+目标（法制社会）＝方法（法家理论）
  兵家学派：条件（道）+目标（军事胜利）＝方法（兵家理论）
  杨朱学派：条件（道）+目标（个体利益）＝方法（杨朱学派）

  道家学派没有标准结论，只有对自然法则的规律性描述。
  黄老学派以阴阳生克对抗原理，总结出五大技术要素——法、势、术、利、力。
法家学派运用了"法势术"三大技术要素。
法家有两种，一种是子夏西河学派的秦法家，比如商鞅，李斯，韩非等。
另一种是道法家（黄老学派），比如慎到，彭蒙，宋钘，詹何，田骈，接子，环渊，文子等。
前者崇尚成文法，成文法（大陆法系）形成自上而下的秦制，后者是习惯法（海洋法系），主张民间自然博弈，休养生息。而现在大部分蠢人往往怪道家是法家的源头，老子是阴谋家，完全是胡说八道。
老子和道家都有法制的思想不假，因为老子要帮助周天子王子朝变法，不过道法家的法偏向于自然法传统，这是夏羌民族黄帝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的传统，和秦法家（子夏西河学派）的驭民之术、成文法、刑德结合的儒法家不同。
道法家的典型就是文景之治，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道术的意思，是秦法家（西河学派）和原教旨儒家的结合。
子夏西河学派最早协助魏文侯称霸，和道家、道法家没有关系，只是子夏学派（秦法家）结合原始儒家，霸王道杂之，演变到了后来，就是军事首长制和氏族长老制结合，整个中国变成一个部落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夹生饭，就是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是按照部落社会的宗法伦理管理。
宗族长老向秦制效忠，定期提供赋税和兵员，秦制将底层社会的管理权让渡给宗族长老，两者之间形成利益捆绑，中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则是以军事首长制（技术官僚阶层）进行管理。
中上层技术官僚这部分是西河学派的秦法家，底层社会部分还是原始儒家的部落社会宗法伦理。
所以，东亚社会至始至终都是儒家社会，不是儒法社会，也不是霸王道杂之。
秦晖以为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实际上两者亲密运作了两千年。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黄帝四经》开头的“道生法”，就是法的来源问题，法来自于道，也就是自然法则、自生秩序。
这和印欧人的习惯法和自然法一样，法律不是创造的，是发现的，是从自生秩序，从血与土地里，从每个社区，每个地方性经验里提取出来的，不是人为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
“引得失以绳，明曲直”，就是自然法像尺子一样，平衡社会结构的利益得失。
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包括君主，生法（法律生成）之后，不能再触犯法律。
“法立而弗敢废”，法律制定之后，就不能废除，能自引以绳，就是制定法律的机构，也要把法律引以为自己的准绳，不能例外，只有君主也把自己束缚在自然法之下。
“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君主把法律这根绳子颁布天下，天下人就不会感到迷惑，就知道是非曲直了。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
从其俗，不就是尊重社区自制和公序良俗吗？

俗者，顺民心也。德者，爱勉之也。

注意是顺民心，民心是什么？就是公序良俗、自生秩序。顺民心自然就是顺应公序良俗、社区经验。
道法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循”，比如慎到特别强调因循。
因循什么？就是因循公序良俗、民俗习惯，保守自生秩序和社区自制。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法不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设定的，而是发于人间，合乎人心，也就是从民俗习惯、公序良俗、原生秩序里面产生的，这就是印欧民族的习惯法传统，而不是欧陆的成文法传统。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

臣事事君无事，这是道家的有无相生原理，君无为而臣有为。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

因也，因人之情，还是一种尊重自发秩序，公序良俗，顺应自然法则（血与土）的传统。
“人莫不自为”，慎到反而鼓励民间每个人为我、自为，和道家杨朱学派一样。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

每个人生活在不同地区，各有各的才能，才能不同，也是人之常情（民之情），君主需要兼畜下面的人，让所有人百花齐放，各有不同，上面才能充分发挥（皆上之用）下面人的才能和技艺。
如果下面都被儒家科举制搞成一个模子，那就没有创造力了。

鹰，善击也，然日击之，则疲而无全翼矣。骥，善驰也，然日驰之，则蹶而无全蹄矣。

老鹰虽然善于攻击，但是每天不断地攻击，迟早会因为疲劳而断掉羽翼；马儿虽然善于奔驰，但是每天不停地奔驰，迟早会因为劳累而损伤马蹄。
这句话意思就是君主不要天天折腾，放手让民间自为自化，不要设立那么多道德教化和政治正确。

夫无知之物，无健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

慎到的无知之物是一种不可知论，有知之物往往带有主观立场，自己的既有的欲望和需求。
如果法律让有立场、有欲望、有私心的个人制定，不管他如何圣贤，他还是反自然的，反天道的，反人情的。
这就等于打了喜欢搞成文法的儒家和犹太人的脸，儒家的礼法或者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就是几个文人或者律法学家在一块制定来的，自上而下想要取代自生秩序，想要道德教化和改造人性，瓦解民间自为。
所以，法律必须来自于无知之物。
也就是真理是不可知的，君主、法官和律师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必须没有自己的私心、欲望和主观立场，就因为不可知，所以法律的制定只需要因循当地的公序良俗和社区经验就可以了。
如果当地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习惯法也可以做相应的调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不像罗马帝国或者其他普世帝国的成文法，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往往很难改变，而且强制改造当地条件，违背在地公序良俗。
因为不可知，所以才多元兼容，才客观公正，如果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了，就有主观立场和主体私心了。
法律不可知，是为了避免几个圣人或者律法学家自以为知道法律是什么，再自上而下顶层设计。
我们首先认为法律是不可知的，相当于无罪推定，才能把各地的习惯法和民俗法兼容进来，这就是日耳曼习惯法（《尤列克法典》、《勃艮第法典》、《萨利克法典》）的产生过程。
日耳曼习惯法和罗马法（成文法）不同，日耳曼人在入侵西罗马帝国之前，都是习惯法，习惯法也被称为不成文法，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口口相传而逐代传承，并没有实际上的文字记载。
是来自于口头相传的公序良俗，以及世代传承，来自于人心和土地的经验，不是被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产生的成文法。
日耳曼人的《尤列克法典》、《勃艮第法典》、《萨利克法典》是后来进入罗马帝国之后，受成文法影响，整理出来，就算是系统的整理之后，也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和灵活性。
所以，道法家是一种近似于日耳曼民族的习惯法，日耳曼民族的习惯法后来变成了英美法系，延续到了今天。
而道家的自然法被儒家瓦解，导致东亚大陆没有习惯法传统，因为道法家的夏羌民族和日耳曼民族都是从单倍群K系分化出来的同胞种族，都属于泛雅利安民族。
无论是习惯法传统，或者是不可知论等等，在这些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思维层面，他们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或者思维的相通，主要是内在的刻在骨子里的无法改变的血脉相通。
华夏文明的分支学科是阴阳生克原理的不同理路的延展。
  司马谈的"诸子百家"分类法非常混乱。
东亚社会只有两大文明。
一，东夷仁义文明。

  二，华夏阴阳文明。

  华夏阴阳文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
  东夷仁义文明：儒家、墨家、名家。
  抱持纯正的东夷仁义文明是墨家学派，儒家学派则是"仁义为体，阴阳为用"的思想学派。
  华夏阴阳文明与东夷仁义文明没有共通之处，既不同源，也不互补。
  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是两种差异巨大的人类文明，华夏文明是第二批走出非洲的新智人文明，东夷文明是尼安德特人与第一批走出非洲的老智人混杂的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难以达成统一的见解，"崇老必绌儒，崇儒亦绌老，道不同，不相为谋"。
阴阳文明的"地道"是技术应用学科。
  阴阳文明的"人道"是人文社会学科。
  《道德经》将地道与天道的关系描述并入了《道经》，再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描述并入《德经》，如此一来，形成了《道德经》的上下两篇。
道家学派只提供逻辑方法，不提供绝对教义。
  儒家学派只提供绝对教义，没有逻辑推演过程。
  华夏阴阳文明没有标准结论，只有逻辑换算公式。
在操作应用的时候，需要填入具体的参数才能得出最终的数值，没有具体参数的填入，无法得出最终的数值。
  华夏阴阳文明只有基础原理，没有标准结论，什么时候提供换算参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标准结论。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自然法则不断变化，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
思想文化同"条件"与"目标"匹配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将条件与目标参数填入，再由道家的逻辑方法实现参数换算，从而得出最终结论。
  得出的标准结论只同条件与目标相关，一旦脱离了条件与目标，标准结论便不再成立。
华夏阴阳文明的天地人三才原理是基础原理。
个人的行为规范由社会规范确定，社会规范根据自然法则得到确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自然法则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韩非子将人性定义为趋利避害，即人性本利论。
  既然人性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自然世界又不满足人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
如此一来，便构成了自然世界最根本的一对阴阳对立关系。
Ⅰ，趋利避害的人性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Ⅱ，自然世界却从不满足人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
华夏文明的价值标准由这样一对阴阳对抗关系转化产生。
既然自然世界从不满足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而人性却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自然世界可供人类社会有效利用的资源有其上限，不可能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
"人道无限的心理需求与天道有限的资源供给"的阴阳对抗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核心。
道家没有办法提供人道标准。
因为计量公式时刻处于生克变化之中，技术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体量在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所不同，每一个时间节点的自然资源的体量又有其上限。
东夷仁义文明的人道标准是静态标准。
华夏阴阳文明的人道标准是动态标准。
  自然法则是一条动态变化的曲线。
  自然世界的曲线变化规律以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阴阳生克对抗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既然人道与天道的矛盾是无限心理需求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那么，凡是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便是正确的人道，反之便是错误的人道。
天道（自然法则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性原理）。
  地道（由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约束得出，凡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实现人类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便是正确的地道。地道是华夏文明的第二性原理）
  人道（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阴阳生克对抗关系决定了，凡是能利用最低廉的资源成本产生最高效的实践方法，便是正确的人道。人道是阴阳文明的第三性原理）
  由第一性原理再到第二性原理，从第二性原理再到第三性原理，依次辩证得出阴阳生克对抗法则，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原理。
华夏文明的分支学科是阴阳生克原理的不同理路的延展。
  阴阳生克原理与八卦术数是互证自洽的逻辑体系。
阴阳生克是八卦术数的理论基础，八卦术数是阴阳生克理论的数据化模型。
现象世界由运动与能量共同推进。
  物质只是运动与能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运动产生能量，生成物质，物质产生运动，运动消耗物质，转化为能量，运动与能量循环运行。
①万物负阴抱阳原理：万事万物有其逻辑载体，万事万物的逻辑载体是阴阳对抗关系。
②返者道之动原理：运动——能量——物质是万事万物发展的逻辑基础。
  万事万物发展的源动力是阴阳生克对抗，一个阴面与一个阳面产生对抗，阴阳对抗关系是万事万物的动能来源。
没有阴阳对抗就没有物质能量，没有物质能量就不能创生万事万物。
  阴阳对立面的反作用力产生了阴阳生克对抗关系，没有了阴阳生克对抗关系，万事万物就不复存在。
③有无相生原理：由于万事万物无时不刻不在运动——能量——物质之间互相转化，万事万物是运动、能量、物质之间互相转化的产物。
④三才相宜原理：天地者，万物之盗，万物者，人之盗，人者，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A，理念世界；
  B，现象世界；
  C，自然法则。
  A、B、C之间是阴阳生克对抗关系，三种阴阳生克对抗关系达到力量制衡结构。
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生于无。
  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⑶，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帛书易经版本）。
  这是华夏阴阳文明的基础原理，揭示了万事万物有无相生，物极必反的周天循环过程。
  八卦术数代表万事万物由初生至灭亡的八大阶段，以及每一个阶段的阴阳变化形态，以每一个阶段的阴阳生克对抗关系转化为八卦术数的数据模型。
西方文明是分支科学体系。
  西方科学体系是"术聚以为哲"的技术路线，先发展技术应用，再转化为分支科学体系。
  华夏文明是"道裂为术以为用"的技术路线，运用自然法则生成科学技术，技术路线缺乏实证过程，结果误差较大，可是华夏文明具有高明超前的预见性。
西方科学体系是"被动验证科学"；道家科学体系是"主动求证科学"。
被动验证科学（分科科学体系）：学术的发展依赖于分支实证技术的发展，要先观测到自然现象形成一种特定的假说，再实证分析，最终抽象成专业学科。
  科学技术的检验过程中，科学技术是被动等待主体验证的，哲学思想不能转化为实用操作技术，只提供被动验证功能，只能是"被动验证科学"。
主动求证科学（分层科学体系）：华夏文明没有分支科学体系，只是从逻辑原点推演计算，通过八卦术数的技术手段，以主体目标作为参数填入计算公式之后，以阴阳对抗生克原理转化为实践应用技术。
  道家通过特定的逻辑运算，主动生成应用技术方案，并不需要实证检验技术的支持，必然是"主动求证科学"。
逻辑力学：由"阴阳对抗力"作为其源动力，再以周天循环原理演算推理。
  譬如：
  ①，天文层面，两颗行星之间的阴阳反向力产生对抗的动力，推动星际之间的运动发展。
  ②，经济层面，买方卖方之间的阴阳反向力产生市场调节能力，推动市场之间的自由竞争。
③，文化层面，反向的思维方式形成不同的思想学派，互相角逐，推动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三种层面的应用原理被西方文明划分为三种学科——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华夏文明将万事万物抽象为一种"逻辑力"，由同一种逻辑力学公式精确演算，得出最终结果。
  八卦术数是应用于不同分支学科的逻辑工具。
八卦术数的计算规则以逻辑力学为基础而建立的。
  八卦术数的基础原理又反证卦序爻辞的合理性，离开八卦术数的基础原理将不再产生应用技术。
  阴阳生克原理是八卦术数的逻辑基础，八卦术数则是阴阳生克原理的数据化编码集。
  计算方式：
  天干地支是立体坐标系统，阴阳生克原理是计算工具，填入数据参数之后，由八卦术数在天干地支坐标系的不同位置实现逻辑推演，得到一组变化曲线，由于逻辑换算空间是多维空间，有多少计算参数便存在多少种空间位面，参数越多，计算结果越精确。
  儒家的天人合一将万事万物的属性统一评估分析，天人合一没有办法得到固定的计算值。
  儒家将能力问题与人品问题合并一处，称之为"贤德"，将逻辑问题与立场问题混为一谈，称之为"是非"。
  华夏文明则将万事万物的不同属性分层解析。
  阴阳生克原理是逻辑力学公式，最大程度的摆脱人类感性立场的约束，在逻辑力学的轨道自洽运转。
  但是华夏文明的准确度受到科学技术条件限制，除了受到编码模型的限制，更受到解卦参数的限制。
  1，万事万物以阴阳对抗，最终形成阴阳之间的制衡点，反对外力干预自然制衡机制，强制干预自然制衡机制将招致失败。
  2，杨朱学派提出主体的心理需求只要在不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况之下，不受到严格限制。
  但是道家学派不受感性立场的干扰，只是运用逻辑力学推演万事万物的变化曲线，得到最终的事实判断。
  主动求证过程与被动验证过程在人类社会必然得到采用，否则无法推动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
只不过华夏文明将主动求证过程设计庞杂繁复，形成完备健全的逻辑力学体系。
西方文明的被动验证过程则设计精致小巧，没有形成完整健全的逻辑力学体系。
  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工作原理与阴阳对抗生克原理完全一致，只是应用对象不同。
川卦（坤卦）代表阴阳裂变，万物创生的状态；键卦（乾卦）代表阴阳闭合，万物灭亡的状态。
  阴阳生克原理与八卦术数是华夏文明的自然科学体系，易学是华夏文明对万事万物的基本认知。
  但是儒家学派将"生、坐、畜、破、灭"的阴阳变化阶段，理解为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观，再将“键川”更改为乾坤，将阴阳互根说变成阴阳尊卑说。
从此之后，《易经》不再是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则变成了一本充斥着伦理纲常的义理书。
  八卦术数将华夏文明的阴阳生克原理编制为数据编码模型，将万事万物抽象为阴阳逻辑模型，用阴阳逻辑模型实现数据推演，得到主体所需要的结果，并以此将阴阳生克原理裂变为不同的思想学派。
儒家继承了商代的礼乐文化。
  周人传承的是夏代的巫学文化，而非商代的礼乐文化。
华夏文明是巫学文化的传承。
东夷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差异是思维三要素的顺序差异。
  华夏文明以"条件"为思维顺序的第一要素，将自然法则称之为"道"，使得人类社会遵从自然法则，从而满足人类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被称之为"德"。
华夏文明的思维顺序：条件+目标＝方法。

法家：条件（道）+目标（法制社会）＝方法（法家理论）
  兵家：条件（道）+目标（军事胜利）＝方法（兵家理论）
  杨朱学派：条件（道）+目标（个体利益）＝方法（杨朱理论）
  道家没有标准结论，只有对自然法则的规律性描述。
  黄老学派以阴阳生克对抗原理，总结出五大技术要素——法、势、术、利、力。
法家运用了"法势术"三大技术要素。
  由"思维顺序"差异的划分，华夏文明的分支学派使用同一种基础原理——阴阳生克原理，使用同一种思维顺序——条件+目标＝方法。
东夷文明的思维顺序是：目标+条件＝方法。

《论语》：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论语》中晨门对孔二的评价最能体现东夷民族的思维方式——以主观目标为优先，不顾自然条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东夷文明不是先从对自然世界的思考中探求自然法则，再使得人类社会遵从自然法则。
而是将人类的主体目标优先排列，根据主体目标，寻找一个符合主体愿望的自然条件，将这两者转化为方法与手段。
  儒家固定了“目标”作为思维顺序优先要素，再以这种优先要素建立天命观。
将天命观作为条件要素加入逻辑换算公式，推演得出手段与方法。
  由于儒家的感性逻辑结构为宗法社会的血亲伦理秩序服务。
为了实现宗法社会的血亲伦理秩序，必然要通过道德教化、社会一统、文化垄断的手段，改造人性，逆天而行。
在这种极端理性主义的狂悖之下，华夏文明最终被东夷文明彻底断灭。
  华夏文明的"条件"是恒定的要素，需要变化的只是主体目标，只需要填入主体参数，便可以换算不同的方法与手段。
  由于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的思维顺序不同，华夏文明不能分科治学，只能分层治学。
华夏文明是由阴阳对抗生克原理裂变产生——
Ⅰ：演道级（自然法则）
  Ⅱ：演法级（将自然法则转化为应用技术）
  Ⅲ：演术级（将演法级的应用技术细化为不同的分支技术）
  东夷文明只能分科治学，不能分层治学，因为条件要素不是由第一性原理裂变产生，而是由主体目标与主观方法结合而成。
在华夏文明，每一个级别都采用理性全息、个人主义、效率技术实现。
  在东夷文明，每一个级别都采用感性主观、宗族主义、道德绑架实现。
  黄老学派从阴阳生克原理推演以下五种应用法则：

⑴，法：不同力量之间的制衡法则。
  ⑵，势：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⑶，术：不同力量生克变化之下的运用要点。
  ⑷，利：主体需求的不同所产生的趋利避害的法则。
  ⑸，力：在阴阳制衡状态之下，由于力量不同产生的逻辑力学。

自然世界不是由物质组成，而是由运动与能量推动发展。
  将万事万物抽象为一对阴阳对抗关系之后，以华夏文明的第一性原理，对万事万物的阴阳变化形态实现逻辑换算。
八卦术数是逻辑力学的换算公式。
  华夏文明认为，西方文明的分支学科只是第一性原理在不同逻辑载体的技术应用。
  由于主体目标不断变化，西方文明与墨家学派将方法与手段作为思维顺序的第一要素。
分析人类文化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思维顺序"的分类，其次是"思维程度"分类。
  华夏文明将万事万物抽象为阴阳对抗关系之后，进行逻辑等式换算，排斥主观立场的干扰。
华夏文明是一种技术科学文明，而不是一种伦理道德文明。
西方文明是分支科学文明，华夏文明是分层科学文明。
西方文明的思维顺序不同于华夏文明的思维顺序，西方文明不可能全然理解华夏文明。
  西方学界虽然提出"思维方式"的学术概念，但是不能成为技术分析工具。
  只有将"思维方式"细化为"思维顺序"，才能作为分析人类文明差异的技术分析工具。
  周平王东迁和王子朝之乱之后，国力下降，无理豢养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只好流落底层社会。
  西周有着严格的文化管制，书面文字不允许底层社会轻易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无力管控学术下放的趋势，出现了中国社会第一次文学解放运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书面语言著书立说。
  周人的文化来源有两大方向：
  一，礼乐文化：诗、书、骑、射、御、礼。
  礼乐文化负责培养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能力与外交能力。
礼乐文化属于东夷仁义文明。
  二，巫学文化：巫、祝、卜、史。
  除了儒家与墨家，诸子百家都来自于巫学文化。
巫学文化属于华夏阴阳文明。
  "巫"的字意指智慧超群，沟通神灵的人物。
  最早的巫师是部落族群的首领，部落首领发现自然法则，从而实行社会决策。
  巫师的工作是研究气候与水文，完全依赖自然生存的时代，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度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生死存亡。
  国家建制时代之后，君王军事能力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研究自然世界的重要性，军事首长制逐步取代了宗法长老制，巫师阶层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不再由巫师阶层选举产生，而是依靠军事能力上位，军事指挥权归属于王室成员。
  但是，传统的政治制度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西周时代的巫师阶层仍然是世袭的贵族阶层，巫师阶层的政治身份不需要由周王室指派认定。
  在独尊儒术，烧经断史之前，史巫记载的历史客观真实。
  而礼乐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学习士大夫阶层的施政纲领，另一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的技能培训。
  儒家继承了礼乐文化。
  道家、阴阳家、兵家、法家、纵横家来源于巫学文化。
  商人与周人来自不同的文化族群，有着不同的文明道统。
东夷文明偏向感性精神，属于宗族主义，国际主义。
  华夏文明偏向理性精神，属于个人主义，民族主义。
家庭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每个人出生长大后都会组建家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宗族是宋儒为了编户齐民南方土著，强行用儒家伦理把他们绑定在一起的东西。
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宗族主义→国际主义。
你爱自己，就会爱你的家庭，你的家庭的边界之外就是民族，你自然会爱自己的民族，这是层层递进的自然情感纽带。
而如果是宗族的话，第一，你的个性被压制，你不爱自己，你没有自己；第二，宗族也只爱自己的小共同体，根本没有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都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建立契约社会带来的，而熟人社会（宗法社会）恰恰排斥契约精神。
宗族主义很容易跳到国际主义上去，这就是儒家为什么是天下观的原因。
天下观和民族主义是两码事，天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国际主义，没有固定的边界和主体认同，是十分宽泛的概念。
个人、家庭、民族都是血缘的延续，都是自然情感的自发延伸。
宗族是人造的，反自然的，只是宋儒为了同化南方的蛮人部落发明出来的基层结构，把儒家宗法伦理插入南方土著部落，起到编户齐民的效果。
古代的宗族长老或者地方里长十分谄媚中举的举人，一个读书人如果中举了，那么当地的士绅阶级都要道贺和巴结他。这也间接说明了宗族长老和秦制士大夫合作无间的关系。
国际主义也是人造的，不符合人性，哪有人爱外人，不爱自己人，哪有人专门恵外人，不帮自己人。
宗法伦理和宗族都是人造的，反自然的。
《周礼》经过许多人考证过，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伪造的经书。

《周礼》出自战国学者的手笔。首倡此说的是东汉的何休，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
汉代张禹、包成，清代崔述、皮锡瑞等，近人钱穆、郭沫若、顾烦刚、范文栩、及今人杨向奎等，均主此说。
《周礼》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此说首倡于宋人，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歌撰”的《朱子语类》引，是为了“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故“假托《周官》之名，剿人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见《胡宏集》。宋代的洪迈、清末的廖平、近代的康有为、钱玄同、及今人杜国摩等均主此说，当代的港台学者徐复观、侯家驹等，也主此说。

个人、家庭、民族、国家是一体的，就像一颗石头扔到水里，泛起一圈圈涟漪一样。
而儒教的宗族，既压抑个体本位，又视小共同体为主体，根本没办法过渡到民族主义，只会过渡到国际主义。
所以，可以看到儒家《礼记》的大同世界充满了左棍的国际化和乌托邦色彩，衍圣公家族世代罕见，东夷人孙之獬率先剃发。
儒教宗族压抑个性，干预个体，既没有个体主义，又没有温和的家庭伦理，只有压榨性的三纲五常，切断从爱自己到爱家庭的自然纽带，既没有个体，也没有家庭，宗族就变成一具空壳，既不爱自己，也不爱民族，那么很容易跳到国际主义上。
有一个人和儒棍对喷的时候说得好，你们只爱宗族小共同体，根本就没有民族本位，元清来的时候，你们在哪？还不是成群结队的归降了？
宗族小共同体无所谓统治者是谁，只要新的征服者来了之后，照样可以让他们在乡村自行管理，用儒家伦理纲常压榨个体，他们才不管征服者是谁。
因为不管元人是征服者，还是满清是征服者，无非是换了个纳税和效忠的对象，征服者根本不会剥夺他们在乡村的权势，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北方宗族投降最快。
东亚的原子化不仅是秦制的罪恶，因为秦制一般皇权不下乡，根本没办法触及到基层社会，基层社会全是儒家宗族自我管理，个人的原子化怎么只能怪罪在从来不深入基层社会的秦制身上呢？
原子化很大部分要怪儒家宗族压榨个体权利，把每个个体变成宗族网格的细碎的一个点，就像磨面一样磨碎。
每个人在纲常秩序下，在兄长、家长、师长等天地君亲师面前卑弱颓丧，丧失个人意志，没有自己的声音，才导致了原子化和散沙化。
而宗族和乡村内部的福利保障一方面和公民社会的标准化管理互相对立，一方面又使个人更加依赖于宗族组织，更加具有女性化的依赖心理，无法捍卫自身的权利，无法培育冒险精神，原子化必然在所难免。
东夷人的宗族和犹太人的独立社区有些相似，都是不遵守世俗法律，自成一体，按照祖宗家法或者犹太律法办事和裁决，都是身份法，而不是契约法，没办法建立标准化管理，没办法从身份到契约，过渡到公民社会。
犹太社区和儒家宗族都必须被秦制的军事力量碾碎，才能融入社会秩序。
儒家宗族很难说不是东夷人的自保手段，因为东夷人在东亚社会永远只占少数，就像犹太人在欧洲社会只占少数一样，他们都企图通过独立社区或者伦理宗族，将自身保护起来，彼此抱团，不让夏羌殖民者侵吞他们的领地。
南方宗族的成因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在里面。
秦晖做过一项秦汉研究，他发现秦代的大姓村或独姓村都被秦制官辽集团强行拆分和多姓杂居过，但仍然无济于事，到了汉代，大姓村或者士族势力仍然卷土重来，在农业社会，用军事力量强行拆解宗法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宗法制是深深扎根在农业社会的土壤当中。
一旦西学东渐，东亚民族想要建立公民社会，建设法治，首先就是要破除儒家的宗法制和身份法，因此，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主要是打着反宗法的旗号，针对宗族的纲常伦理，提倡个人解放，个人解放并不意味着原子化，而是意味着可以自然过渡到家庭和民族的自生秩序。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出现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个人意志的觉醒，都免不了要强制瓦解部落社会的身份法，才能建立标准化管理的公民社会。
只不过在欧洲，犹太人的独立社区只占少数，最后许多犹太人被迫归信基督教，真心不真心另外说，但是欧洲和俄罗斯拆解类似于宗法制的犹太社区是卓有成效，而东亚则不然，由于宗族盘根错节像沙特或者阿富汗一样，分布在各个角落，用军事力量难以根除。
  道家学派与法家学派强调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希望建立超血缘化的国家建制社会，偏向于捍卫自我价值，强调效率至上，理性灵变，热衷发明创造。
儒家与墨家强调宗族主义，国际主义，强调血缘小共同体社会，强调道德至上，秩序优先，热衷道德教化。
  东夷文明的极端形式是杀身成仁的精神胜利法。
  华夏文明的极端形式是以柔克刚，避实击虚的技战术打法。
东夷文明属于感性精神文明，华夏文明属于理性技术文明。
  从绝食自杀的叔齐伯夷到田横的五百壮士，再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韩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一系列文化现象的背后都透露出同一种思想内涵——感性、集体、秩序。
  从三皇五帝，再到强汉盛唐，从《孙子兵法》的产生，再到近现代的游击战军事理论，这一系列历史现象的背后都透露出同一种思想内涵——理性、个体、效率。
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仁义文明的精神胜利法都会被阴阳文明的技战术打败。
中华民族由东夷文明与华夏文明在山西中部至河南东部一线冲突对抗而形成。
  道家认为判断局势一定要理性全息，回避敌人的长处，以最低的成本，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一举击溃对手，避实击虚，以柔克刚。
  孔孟学派更像是家庭环境之下的辨论会，在宗族长老的裁决之下，不愿屈服的子女会得到宗族长老特别的青睐。
  尽管华夏文明对东夷文明的军事征服百战百胜，但是华夏文明的技战术在农业社会没有技术应用空间。
  农业民族的军事思想是保护领地，领地在哪里，防御到哪里。
游猎民族的技战术对农业社会没有实用价值，《司马法》与墨家学派的守御术才是东夷民族的军事思想。
  兵家学派的军事策略没有集团军群的前后方之分，战略退却只是为战略进攻做准备。
黄帝，周人，夏人，秦人打东夷人都是《孙子兵法》的避实击虚，以柔克刚的灵活战略，东夷人打仗强调战至一兵一卒，留地不留人，守土防御思维，和道家进攻思维不一样。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儒家思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是道家思维。
道家作为游猎民族的文化体系，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失，不是被动守土防御思维。
儒家作为农业民族的文化体系，很在乎一城一池之失，喜欢守土防御，强调狂热的无脑冲锋和大义气节，如同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和日军的差别。
日本陆军战术配置上从早期和苏军的交战结果来看，虽然日军步兵的单兵素质如射击水平极佳，但是在战术上面对拥有较强火力和坚固防御工事的对手却经常喜欢采取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人海战术。
东夷文明强调寸土必争，存地失人的仁义精神；华夏文明强调以柔克刚，存人失地的技术精神。
东夷文明的军事战术是一种守御战术；华夏文明的军事战术是一种进攻战术。
只有复兴被东夷儒家掩盖和扼杀的华夏阴阳文明，我们才能恢复本土原生的民族道统，彻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关于东夷儒家对华夏道家文化的各种肢解和篡改，可以参考本人的这篇回答：
儒家篡改《易经》，将“键川”改为“乾坤”：
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韩，东北亚一带的沿海地区）的特点是，东夷族群的力量来源不是靠个体意识所产生的创造力来推动，而是靠消灭个体意志所培养的"集体幻觉"来推动。
  因此，日韩民族必须靠篡改历史，伪造文化，掩盖真相来维持这种幻觉，以便从文化上消灭个体意志，把每一个体变成天生的奴才。
  这种奴才文化和中国广大地区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大一桶的儒家思想控制下，掩盖了这种文化差异，使人们经常误以为中日韩文化是同源的。
  东夷孔儒很佩服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抱怨国人没有这种拼死抗争的意志，但是其实这种精神的来源是一种农耕民族的守土情结。
  农业民族从个体上是没有办法与西来的强悍的夏羌入侵者对抗，于是必须靠用集体意志和集体精神来激励自己来坚强一。
  研究古代的战争，就会发现，东夷人骨子里有一种仁义勇武的崇拜情结，而纯正的华夏人没有这种精神。
  在战争中，儒家地区的人，常常要强调战斗至一兵一卒，誓于土地共存亡的精神，而来自西北的夏羌入侵者全部采用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比如陕西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抓住就投降，有机会就逃，从来没人玩尚武精神。
  可是在东夷地区的人眼里，西北人从来都是尚武的，这实在是一个误会。
武是一种技术性的能力，而尚武则是人们对“武”的态度。
  从个体的角度上观察，就会发现东夷地区的人，个体柔弱顺从，他们的性格温文尔雅，古代有"东赢柔顺"之说，《山海经》也提到东北亚沿海地区有“君子国”，这是他们民族性的本质，但是如果要适应外部对抗，就必须用集体至上，宗族气节作为补充。
  如果和夏羌人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些人的性格是喜欢争斗与冲突的，他们喜欢冲突，并从冲突中获得某种快感，"武"对他们来说，更接近一种本能的快感，而不是一种文化上的精神。
从思想上，夏羌人不强调这些主观精神，反而常常要互相提醒别人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
所以，尚武精神对东夷民族来说，是一种"自我压制"下的防守意识的体现，是一种"自我阉割"的集体主义意识。
  而对夏羌民族来说，尚武则是一种先天本能，是一种"本我张扬"的宣泄，是"自我满足"的攻击意识，是个体意识。
  两者完全是相反的，尚武精在不同族群间很难互相理解。
  有人说是日本人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指的就是这种集体至上的杀身成仁，死不旋踵的隐忍精神。
并非日本人继承了儒家文化，而是因为日韩地区原本就是儒家文化的原产地之一，根本不需要继承和发扬，只要不断强调。
  宋襄公，叔齐伯夷，田横的五百壮士等等人物，都是东夷地区的民族精神产物，他们并不比日本人的狂热中二和杀身成仁的精神差，这是东夷人土生土长，自然反应出来的行为和思想。
  而儒家文化要比韩国和日本虚伪的多，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鼓吹让别人"牺牲自我"，捍卫道统和集体，可儒家士大夫并不牺牲自己，这不是因为孔儒不努力，而是因为华夏人75%是Y-O新亚洲人，天生对东夷儒家文化不感冒，只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农业秩序的文化工具和道德教化的手段。
东亚儒家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农业文明是一种秩序文明。
  主要内容有：
1，集体本位主义（宗族主义）
  2，忠孝精神（上慈下孝）
  3，道德自律（个体对集体的自觉）
  4，个体牺牲精神。
  这些内容，东夷人完全做到了。
  第一，战场上有一个说法，美国军官做不到不怕死，也不要求士兵做到，日本军官自己首先不怕死，要求士兵不怕死。
  日韩人说奉献精神，那是真心的，而儒家从来都是互相忽悠。
日本或者韩国人总是能团结一致对外，而儒家的人总是一盘散沙。
  第二，上慈下孝：儒家精神是讲长幼尊卑的文化，但儒家的上下秩序绝对不是简单的权力压制，而是权利和义务对等。
  下位的人有义务孝忠上位的人，上位的有责任爱护与保护下位的人，是双向责任义务对等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于父系社会的一种父慈信仰。
  但是日本人真的做到了下孝，上千年以来，无论政治环境如何，从没有人想过要推翻天皇。
  日本人真正做到了上慈，日本几千年以来，天皇像呵护子女一样呵护他的人民
  反观内亚征服者只知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古代儒家社会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什么上慈下孝，上位的人永远不会真心爱护他的子民，下位的人也永远不会真心忠诚上位，每天都想取而代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这与文明不文明并不直接相关，无论在文明还是在野蛮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 ，都会表现出不同特征。
  不管如何宣传和教化，每个区域的民族性和文化性格是由相应的生存环境和先天血统所规定的。
​仁义精神偏感性主观，容易走向集体主义精神。
阴阳思维偏理性全息，容易走向个人主义精神。
道家思维的人，大多偏爱自我和创造，不喜欢被约束和教化。
而仁义学派的儒家和墨家，无论是站在贵族阶级的儒家，还是站在平民立场的墨家，都更强调集体主义和道德教化。
在道家杨朱的"为我"与墨子的"兼爱"对立中最为明显。
研究一种思想的是非善恶没有意义。
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结构和思考习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可以向善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恶的方向发展。
比如儒家的主观感性集体主义，可以走向至诚至善，也可以走向哗众取宠的乡愿的虚伪，目的不同，但使用的思维结构是一样的。
同理，道家的效率理性主义，可以走向杨朱式的"为我"的个体主义，也可以走向法家权术的暗黑，但是二者使用的思维结构也是一样的，只是目的性不一样。
道儒的思维方式在战术运用上的差别最为明显：
仁义感性思维的极端形态就是杀身成仁，誓死如归的精神胜利法。
最极端的代表是日本武士道和墨家的义战。
阴阳理性思维的极端形态是以弱击强，以柔克刚，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打法。
比较极端的运用是法家的权术和兵家的谋略。
东夷文明属于意识流，夏羌文明属于技术流。

这只是两种不同族群的思维习惯，并不代表谁一定恶，谁一定善，谁一定强，谁一定弱。
一个善的目的，到了道家手里一定会进行技术处理，制定可执行的具体方案。
而同样的目的，到了儒家手里，一定会进行精神化处理，形成感性化的道德操守。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
东亚大陆，来自东部地区的人，不管干什么事，都是玩精神的。
来自西部地区的人，全是玩技术的。
从上古绝食抗周的叔齐伯夷，再到墨侠的义战，再到为了给阳城君守城的四百墨家义士，再到日本的武士道，再到韩国人“端午节是我发明”的极端狂热的国族主义。
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物，都透露出同一种东西——精神，气节立场，集体本位，道德教化，秩序至上，主观感性。
来自西部的从上古的夏羌人，再到周秦，再到法家、兵家、道家这些学派，我们几乎找不到多少精神内容，这都是避实击虚，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非常灵活多变的人，也透露同一类东西——率性，自然，效率，理性全息。
我们从道家，法家，兵家的作品中，不可能找出主观立场，道德教化的内容。
东亚本土几乎每一次战争中，精神胜利法的仁义之师都会被技术胜利法的"虎狼之师"打成筛子。
但是，在文化宣传上，又从来都是以仁义教化为主。
黄帝，夏人，周秦等等，上层阶级都来自西部夏羌文明圈，他们军事领域胜利了，华夏人自称是这些人的子孙。
可是大部分华夏人的文化和思维上又还是继承东夷人的仁义主观感性精神。
说起来，孔子还是蛮痛苦的，身为商王室的后裔，东夷人眼里的弥赛亚，圣人之后，却无权无势，甚至为周人所忌惮。
孔子除了要考虑他说的话有没有犯禁，更要为自己的东夷文化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机会。
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推广私人教育。
作为被征服的东夷民族，在被剥夺了自卫权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因此通过私学来维护民族传承并将东夷文化发扬光大，成了孔子最重要的选择。
与此同时还时不时的通过对仁义精神的宣扬，谋求比较有力的社会地位，实现复兴殷商王朝的伟大理想。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和宋襄公都是悲剧人物，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而鄙人生活在日益儒化的东亚低地，也怀揣着复归已经混杂几千年，难以回去的祖先文明的愿景，可绝大部分认贼作父的华夏人必然不理解与持续迫害我，这样的事功注定是对着空气挥拳，竹篮打水一场空。
<hr/>Y-C系东夷殷商人（叶尼塞、阿尔泰、肃慎、扶余、东胡、鲜卑、室韦，女真，一部分蒙古和突厥），他们都是第一批来到东亚的老智人，和欧亚大陆更古老的人种有过更多混血。
黄皮肤就是C单倍群最早演化出的特征。



通古斯东夷人

小眼睛可能与冰川时代在高纬度地区生存但又没有进入洞穴居住的尼安德特人有关，尼人为了对抗雪盲，导致眼睛变小。
C系东夷人自西亚迁徙至东北亚，和东亚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混血，演化出了黄皮肤，内眼眦皮，小眼睛，小鼻子，干耳垢特征。


现代东亚人2.3-2.6%的尼人基因（高于欧洲人的1.5-2.1%尼人基因），主要是老亚洲东夷人带来的。
有一个Y-C南的网友经过基因测序发现，他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含量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欧亚人群。
也有一个C系东夷网友的尼人基因高达12%以上。
现在的许多遗传病和恶习，比如二型糖尿病、郁抑症、肥胖、烟瘾、酒瘾等等，都与尼安德特人基因有关。
东夷人不但与尼安德特人有过融合，可能与东亚直立人的后代沂源人有过混杂。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有关于东夷民族“雕题黑齿”的记载：
黑齿之国是东夷高祖帝俊的后裔建立的方国，也是凤鸟崇拜（使四鸟）。
在大坟口焦家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大汶口古人一般在13至21岁之间的青年时期拔牙，以拔除一对侧门齿居多。
而在沂源直立人的遗址中，发现了目前东亚地区具有确凿证据的最早人类剔牙行为。



沂源人牙面沟槽（A、B）和细纹（C、D）

由此可见，东夷人的“雕题黑齿”来自于东亚直立人后裔沂源人的“剔牙”习俗，一脉相承。
6000年前，无论赤峰红山还是山东大汶口，居民主体父系单倍群都是N和C。
大汶口文化的拔牙凿齿习俗在山东早已不存，湖南至广西一带却大量存在凿齿习俗，湖南至广西地区也是老亚洲东夷C父系单倍群高频。


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文化，也发现了拔牙凿齿的习俗。
宝墩文化是CD系老亚洲人南下成都平原建立的土著文化。
《巴人源出东夷考》指出巴人源出东夷，巴氏属于东夷中的徐夷。
古人类学者高星、李峰认为，东亚直立人上百万年的传统小石片工业技术，一直到MIS2期（距今3万年前）仍然在东北亚一带传承。
证明了东亚直立人也有自己的主体文明，虽然东亚直立人在三十万年前已经灭绝，但是其小石片工业技术仍被第一批到达东亚的老亚洲东夷人继承下来，一直到2.8万年前才被第二批到达亚洲的新智人的细石器工业取代。
大约七八千年前，第四纪末次冰期结束，整个中原大地一片汪洋，洪水泛滥。



沂蒙山区和胶东半岛

沂蒙山区处于鲁中山地和湖群之间的是一片南北延伸的过渡地带。
在上古时期，当西侧的平原饱受洪水困扰时，沂蒙山区却可以高枕无忧，远离洪水侵扰，并且拥有东侧山脉上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人口稠密、农业产量也高。
所以，老亚洲C系东夷人自然的逃到了鲁中山地地区（沂蒙山区）躲避洪水，维持种群的生存。
而沂蒙山区从奥陶纪开始又形成了无数多的溶洞，在近五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洞穴四十余个，是长江以北最为集中的天然溶洞，被人称为“北方最大的溶洞群”。
北起沂源、沂水，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上百处。
比如沂水县诸葛乡范家旺南洼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新泰有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日照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打制石器；蒙阴的长山文化遗址和孙家麻峪文化遗址，遗址均在溶洞中，有古人类用火痕迹，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可见，沂蒙山区的溶洞是这些东亚直立人和老智人东夷土著生活的地区。
从沂源、沂水、蒙阴、新泰等地遗存到今天的猿人和智人遗址、旧石器遗址来看，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紧邻的遗址位置都在50公里以内，大部分在20公里以内，最近的只有十几公里。
由此可见，东亚直立人的后代沂源人和老智人东夷人的生活区域相近甚至重叠，非常有可能彼此之间发生种族联系，无论是基因的混杂，还是文化的交流。
从以沂源猿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到以沂源扁扁洞（距今约10000年）、临淄后李（距今约8500～7800年）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都分布在泰沂山脉和鲁北的山前平原。
而其后的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的群体推进至鲁南乃至苏北地区，又经大汶口、龙山、岳石、珍珠门文化，扩展到整个海岱地区。
一切文明的发生都是自高山-山地-平原的迁徙，原先东夷人居住在沂蒙山区等海拔较高的地域，后来搬到鲁北山前平原一带，从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
老亚洲东夷民族无疑是最先在中原大地农业化的民族。
早期的东夷人兼农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属于综合性的文化，无法单靠农业维生，到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才开始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
​大汶口文化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
6份岳石文化土样浮选出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狗尾草属、牛筋草、苋科、马齿苋等非农作物。该遗址发现岳石文化农作物共计141粒，占可鉴定植物遗存的94%，高于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87%。
从东夷人的龙山文化开始，因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开始大规模酿酒，使得饮酒成为殷商贵族的时尚风气，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传说不过是殷商兴盛的酒文化的缩影。
殷商先民经过滦河河谷喜峰口、潮河河谷古北口，从辽西海域、山东半岛到京津渤海以及河北河南发展。
先商的活动范围大体是冀南豫北太行山东麓的漳河区域，其中‌契居蕃，在河北省磁县附近。
相土居商丘，此商丘非今商丘，今商丘古代称为“宋”，在微子启封于宋之后迁商祀至宋国之后才称为商丘，古商丘在今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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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亥迁殷，此殷即今天的河南安阳，在洹水旁。
上甲微居邺，即后来的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邺镇附近。
汤居亳，亳在今天河南内黄县。
‌
‌汤在灭夏之后，又兴建新的亳都，目前公认的亳都为郑州二里岗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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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丁迁隞都，目前认为郑州西北郊的小双桥商城即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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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亶甲居相，可能是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也可能在河南内黄县。
‌
‌祖乙迁邢，可能在河北邢台，邢台以曹演庄为代表的中商大型遗址可能就是祖乙的邢。
‌
盘庚迁殷，殷可能是洹北商城，也可能就是殷墟，总之可以确定是安阳洹水两岸，接近目前看到的安阳殷墟。



商代迁都地点及顺序

殷人迁都定居中原之后，更是将农业文明发展到了顶峰。

汤居毫，与葛为邻。汤使毫众往为此耕，老弱馈食。

这一句话表明商人在成汤阶段就早已以农牧业为主导，田地耕种已经是殷商人的日常工作。
中国大规模的农业化从商朝开始，从《盘庚》三篇中有关文句便可以得到说明。
盘庚在劝谕商民迁都时，特别用农业生产为例去说服不愿搬迁的商人，告诫商人要像农夫务农一样，只有尽力耕种，秋天才有好收成，懒惰的农夫不好好耕种田亩，便不会有谷物收获：

若农服田稿，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劳作，不服田亩，越其周有黍翟。

在商朝，精通农业耕作技巧的农业老手，为了提高耕作的效率，节省人力和物力，便在每日劳动中发明出了“手耕曲木”。
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金文的记述，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粘黄米）、稷（jì）（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
中原一带更适合农业耕作。


黄土高原极厚，高达一千米，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地球土壤平均只有半米厚。
因为信风的关系，地球第一个固定风道，是由于地球自转的时候远大于大气圈的自转速度，因此形成一个风道。
信风卷着最细微的尘埃，中心静止漩涡恰好放在陕北和山西一带，持续上亿年，经过亿万年的积累，形成了现在的黄土高原。
3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形成，导致东亚地区的气流一路南下，席卷尘埃向南推移。
这两大因素导致黄土高原特别松软，一旦降雨，立即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水流冲击细腻的黄土，使之随水而动，形成黄河，到了中原，水流变缓，河道变宽，泥沙沉降。
中国所有的河流向东流，以河南为临界点，地表倾斜度产生巨大差别，以西倾斜度变大，以东倾斜度变小，于是水流大改道，形成黄河冲击平原，最后形成华北平原。
由于中原土壤最细腻，因此将石块梆在木棍上，就可以耕在松软的土地上耕作。
在中原，由于树木偏矮，没有南方茂盛的灌木林，殷商人只要一把火就可以把树林烧光，也就是“刀耕火种”。
由于东亚大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临太平洋，北面是西伯利亚高原，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西南面是横断山脉，在这样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可以产生极其稳固延续的农业文明，但是人们的生存关系相对趋于紧张。
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只有10.4%，可是历代的人口却始终处于几何级增长，有限的可耕地面积与无限的人类繁殖欲望构成了一对二元对立关系。
人口爆涨之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所有人只有集体协作，而且必须在原来的氏族血缘家族中生活，必然形成一套相应的一套稳定伦理秩序的价值观作为辅助。
农业社会，秩序第一，集体至上。
可耕地面积如此狭小，却要养活一大帮人，为了稳定生产生活秩序和处理好内部的人际关系，那么，农业社会必然催生出维护宗法伦理的价值观体系，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主要是为血缘氏族的宗法伦理而服务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亲亲尊尊的等差秩序，维持农业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甲骨文的“仁”字，也就是在二字形的旁边加上一个人的侧身字形。


“仁”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就是上等人要爱下等人，称之为“仁爱”。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为了解决土地资源有限与人口增长无限的矛盾，儒家采用了上下有别，亲亲尊尊的管理方法，在一个血缘氏族中做到下等人服从上等人，上等人爱护下等人。
儒家文化从诞生阶段，就是集体主义，就是宗法伦理，就是秩序至上，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在农业社会，稳定的生存秩序是产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短时期之内，技术创新对提高农业产值的作用并不显著，变动不居的生存秩序反而会降低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违背人类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所以，农业民族只能选择"秩序文化"，不可能选择"效率文化"。
秩序文化：感性，道德，伦理，稳定，权威，宗族主义，防守。

  农业民族是宗族主义者，在农业生活中建立感性决策，依赖主观判断，杀身成仁，刚正不阿。
  农业民族不可能产生理性思维，当一个民族国家的农业化程度越高，理性程度越低，感性能力越强。
生活方式越追求变化，效率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越追求稳定，感性程度越强。
东夷文明的思维顺序是：目标+条件＝方法。

  东夷文明不是先从对自然世界的思考中探求自然法则，再使得人类社会遵从自然法则，而是将人类的主体目标优先排列，根据主体目标，寻找一个符合主体愿望的自然条件，将这两者转化为方法与手段。
  儒家固定了“目标”作为思维顺序优先要素，再以这种优先要素建立天命观，将天命观作为条件要素加入逻辑换算公式，推演得出手段与方法。
  由于儒家的感性逻辑结构为宗法社会的血亲伦理秩序服务，为了实现宗法社会的血亲伦理秩序，必然要通过道德教化、政治一统、文化垄断的手段，改造人性，逆天而行，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狂悖之下，华夏文明最终被东夷文明彻底断灭。
  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由于思维顺序的不同，两者之间的逻辑结构也不尽相同。
  墨家的三表法认为，逻辑论证过程必须使用原、本、用三种条件，否则便不具备逻辑论证过程。
  墨家的三表法与道家的思维三要素，属于相同的概念表达。
原：条件。
  本：方法。
  用：目标。
  华夏阴阳文明或者东夷仁义文明都有逻辑论证过程，只不过由于思维顺序的差异，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墨家的思维顺序：目标（用）+条件（原）＝方法（本）。
  儒家与墨家先锁定目标为思维顺序的第一要素，再由主体目标得到适用的方法与手段。
  只是墨家以事实判断为依据创造手段与方法，儒家则没有事实判断，无视自然条件，主观创造手段与方法。


农业文化也被称为"治水文化"，农耕生产的作业流程依赖于集体与权威的，个体意志成分的增长，在农业生产秩序之下，会降低产量，导致大家没饭吃，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人们会痛恨鼓吹个人主义的人。
  说到底，集体主义思维的形成，并非完全是由强权强加到人们头上，而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人们基于维护生存和繁衍的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认知。
人性的选择并非是选择最好的，而是和购物一样，选择的是性价比最高。
  如果放弃一部分人的个体意志，能让人类得到生存的安全感和稳定性，人们会愿意放弃个体意志，并且会自觉打击和屏蔽不肯放弃自我意志的异类。
集体主义并不需要秦制特意教化，而是农业社会自然而然促使人们形成这样的认知。
  战国时期，秦国和魏国打仗，最终获得胜利，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秦国提出一个要求，秦国要求魏国必须把所有的田埂和道路都改成东西方向，田埂和道路一律不许方向。
这是为了当时的总体战考虑，秦国的驰道都是东西向，魏国的道路则是南北向。
秦国打仗的时候道路就无法畅通，战车没办法通行，改成东西方向，征服六国便一马平川了。
  在古代路和田是一回事，田埂就是路，田埂和道路的方向必须是一致的，统一的，不然没办法农业生产和统一秩序。
  自然农业的作业流程本身就是集体劳动。
  虽然种地的时候，可以一家一户的种，但是，整体的农业生产流程是一个集体劳动的流程，每个个体都只是其中一个零件，农业产业决定了必须采用统一模式进行生产作业，不能各自发挥积极性。
  自然农业的重点并不是种地，而是开荒、灌溉、修渠，没有这些工程作业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而这些工程作业，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
  比如一个村都是种地的，我们要修一条水渠来灌溉稻田，如果大家的水渠都是东西方向。
但是到了一个人的家，那个人非常有个性，他就是不喜欢东西方向的水渠，非要南北方向，那个人就说：我家的地头我做主，我说了算，我就要南北向，这是我个人权利。
  可问题是，你和大家不一样，这活就没法干了，水渠无法修建，就没办法灌溉，大家都没饭吃，在农业生产环境下，最终的答案肯定是村里的人一致决定，必须搞死那个人，这人太坏了，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农业生产，挖墙角。
  可如果这个村子的人不种地，都是商人，
  比如都是炒股的或者投资人，那么，谁家买哪支股票，又卖了哪支股票，和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个人操作，我买什么股你是不必知道的，你买什么我也不必知道，不必告诉我，因为和我没关系。
  如果有一个权威跳出来说：不行，以后我们必须共进退，同患难，我说买哪支股票，就买哪支股票，不许自作主张，这时候大家都会恨他。这是我的生意，我的生意你做主，赔了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呢？你负责吗？
  也就是说，在商业活动中，基本模式是个体决策，虽然商业合作之后，可以基于自愿的融资协作，请注意，是"基于自愿"。
  那么，商业化的环境注定会产生个体主义思维，因为个体主义可以择优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是，农业生产环境下是不允许个体自愿，大家决定东西方向，必须服从集体，个人决定非要南北方向，那是不行的。
那样的话，整个农业生产环境就会遭到破坏，在农业生产流程中，大多数的业务必须保证整齐划一，个体选择必须服从集体选择，否则农业业务无法开展。
  所以，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根本原因是灌溉和治水。
  所以，那些治水修渠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的地位十分重要，比如大禹，李冰，杨戬，因为这两类事情，对农业社会下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而这两类业务都是集体业务，而非个体业务。
  这样的农业生产环境下，过多的个体主义会导致作业流程不能整齐划一，生产效率降低，产出减少，这就是在技术条件下，决定了农业环境不可能产生"个体主义"文化。
  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流程，决定是一个集体模式的生产流程，必须保证操作是统一的，才能有农业产出，一个人搞特殊，不服从统一安排，将导致所有人利益受损。
  而商业社会中，一个人买哪支股和其他人是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但是在农业环境中，我把水渠改成东西走向，立马你家的田地就没有水可以灌溉，你非跟我玩命不可，你不可能让我输出个人主义的。
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是对目标、方法、条件（思维顺序三大要素）的不同排列。
印欧民族（道家）是条件＋目标＝方法。
犹太民族和东夷民族（儒家）是目标＋方法＝条件。
两希文明，尤其是古希腊文化是方法＋条件＝目标。
印欧民族的思维顺序——条件＋目标＋方法，这里的条件指的是自然条件、自生秩序、自然法则（天道）。
天道是第一性原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根据自然秩序（条件），结合我们要完成的主观目标，最后得出达成目标的方法或手段。
方法和目标两者可以互换，有时候是方法，得出不同的目标，这里的方法指的是工具学科，属于术用层面，比如通过八卦术数，得出不同目标。
形而上是道（条件），形而下是器（方法）。
比如印欧民族，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习惯法（自然法），经验主义，二元论，不可知论等等，就是根据（条件）为第一顺序，比如现在的社会趋势是什么，现在每个社区，每个地方的经验和条件是什么样，公序良俗是什么样，我们根据这些自然条件，总结出判例法和习惯法。
因为这是从原生秩序中生长出来的，最符合天道，也最符合当地的社区经验和公序良俗，最能代表每个个体或社区的声音。
像英国到现在也没有宪法，只有一些地方性的判例法，因为英国人是不可知论，经验主义者。
绝对真理不存在，这个世界全部的信息散落在每个人心里，每个地方性的经验当中，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法典，可以垄断整个社会，裁决任何事情。
英美社会只会渐进改良，而不会一下子进步跳跃，发现判例法不适用了，他们就通过司法程序修订，英美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自然演化过来的，这样的社会是最接近自生秩序的无为的社会，离人造的有为的社会最远，也就是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的差别。
很多人说英美国家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因为几百年来英美国家都是地方自制与习惯法传统，他们的地方性原生秩序保护得最好，习惯法维护了每个人每个社区的具体利益，个体和家庭在民族共同体的怀抱其乐融融的生活着。
他们的习俗、法律或者其他一切都符合当地情况，没有一个自上而下插入的强力意志，将当地原生秩序连根拔起，软硬件都会兼容。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比如欧盟的某个全球化经济政策，插入到英国乡村，破坏当地经济秩序，这样就会产生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和对立，因为顶层设计不符合当地情况，违反了自然法则和干预了自发秩序。
脱欧就是这么来的，脱欧就是英国人在捍卫自己的地方性经验和自然秩序，不被欧盟全球主义所裹挟。
那么，儒家文化和闪米特文明是第二种思维顺序，就是目标+方法=条件，就是先主观设立一个目标，再由这一主观目标，设计出一个方法或手段，企图改造自然秩序和人性（条件）。
儒家和亚伯拉罕一神教都是这样，预先设立了一个目标，比如大同世界或者末日审判，这些大词听起来很美好，像儒家的《周礼》和摩西十诫看起来不美好吗？不道德高尚吗？当然道德高尚，当然美好感人，问题是哈耶克所说的，一切良知善意最终通向的是地狱的大门。
儒家和亚伯拉罕一神教虚拟了一个目标，这样的目标可以无限美好，再根据这一目标，总结出具体方法，比如摩西律法和《周礼》，因为你要实现一个大目标，类似于DS的世界新秩序，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肯定不愿意融入世界新秩序，那怎么办？
改造人性，瓦解不同的地方性的自发秩序，输出凯乐奇计划，种群大融合，使得人口结构失衡，削弱主体族群，开放边境，让少数族裔的文化替代主体族群的文化，消除地方性印记和社区经验，这样才能建立大一桶的世界新秩序。
摩西律法和《周礼》就是为了改造人性，改造公序良俗而准备的。
犹太基督教的律法至上取缔了欧洲社会的乡村民俗，《旧约》律法凌驾在整个世俗社会之上，《周礼》不也是吗？把华夏各地的不兼容的习惯法取缔，让所有人都遵从儒家自上而下虚构的礼法，周礼来自于殷礼，殷商礼法就是最早的取缔自然法，瓦解地方性经验，集中王权的手段。
殷商人是从东北亚过来的东夷人，肯定要取缔华夏各地方国的公序良俗。
在巴比伦人的《汉谟拉比法典》，已经有最早的成文法了，和《周礼》之前已经有《商礼》一样，《拿破仑法典》（欧陆的成文法体系）只不过是闪米特民族的律法主义的集大成，拿破仑才会对犹太人那么宽厚，让犹太人返回第二圣殿，拿破仑虽然是伦巴第人，但思维方式是闪米特式的，犹太式的。
那么，古希腊文明，由于是北欧条顿文化和闪米特文化的混杂，表现出第三种思维顺序，墨家也有这样的思维特征，就是方法（逻辑）+条件+目标。
古希腊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逻各斯主义，也就是方法（逻辑）为主体，逻辑先行。
比如为了证明自由落体原理，西方人先在纸上用数学公式演算一遍，再把一个圆球从比萨斜塔上扔下去，看是不是能够自由落体，符不符合他们的逻辑设定。
他们先用逻辑推理，再进行实证测验，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日心说，都是一些堆积如山的数学公式证明，再加上西方人几百年来的天文台的观测数据积累。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东亚人的科技发明和希腊人的科技发明完全不同。
儒家和亚伯拉罕一神教是目标第一，就是先主观设立一个目标，比如预测地震，那么张衡直接开始实际操作，造出一个实物模型——地动仪，完全没有事先的逻辑推理和数理论证过程。
这就是很多人说儒家文化都是实用主义者的原因，因为东夷人思维顺序是目标第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的东西，能马上满足我的主观目标，做逻辑推理、数理化实验没用。
像儒家一般很在意主观立场，这就是目标第一的思维顺序，直接越过了逻辑和方法，直接问你的目标（立场）是什么，你不符合我的目标（立场），你就是坏人，你就是没有道德的人，东夷人时常喜欢锐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在知乎上提出各种“怎么评价某某某”的问题，非常在乎他们的结论和立场，而不是从理性全息的角度去看一个人观点或思想的推理形成过程和思维结构。
思维方式是西方人的说法，比较抽象。
如果把思维方式细化为思维顺序三大要素——方法、目标、条件，就不会让这样的表述空洞无物，也可以通过思维顺序的差异判断一个人是倾向于儒家思维还是道家思维，是印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样具体化之后的思维顺序，虽然还是主观认知，不是真正的客观判断，不过再结合y染和mt-线粒体，不是更具体更客观吗？
思维方式没有量化指标，可是分子人类学有，基因测序有，一个人有多少比例的尼人基因，丹尼索瓦人基因，智人基因，都是可以通过体液量化出来的。
那么，分子人类学结合思维顺序三要素，一方面考察他的血统祖源，一方面测试他的思维方式，不是很容易知道他的思维模式是偏向儒家还是道家，他属于什么种族吗？
基因测序和思维顺序是匹配的，种群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可以合一。
Y染CD系的老亚洲智人（东夷），肯定偏向于目标第一的儒家思维，Y染的NO系的新亚洲智人（华夏），肯定偏向于条件第一的道家思维。
<hr/>老智人流行鸟类崇拜（不仅限于东夷人和印第安人，还包括泛闪米特人）。
“商”这个字的甲骨文，像一个简化的钺头翅身的玄鸟族徽。


商人有“玄鸟生商”的传说，殷人先祖是帝命令玄鸟带来的。商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见玄鸟下蛋，简狄吃了鸟蛋，怀孕生下了契。

屈原的《天问》 : 简狄在台嚳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

商人对鸟非常敬畏，玄鸟乃至于鸟具有帝之使者的形象。例如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卜辞，其内容是询问向鸟祭祀应该以何种类型的祭品为好。帝则是祭祀名，以火燎焚烧进行祭祀，烟气上达鸟处，令鸟得以享受祭品，盖鸟始终飞在天上：

贞：方帝。七月。
贞：帝鸟一羊，一豕，一犬。
贞：帝鸟三羊，三豕，三犬。
丁巳卜，贞：帝鸟。

鸟在商人眼中犹如神一样的地位，在卜辞中多有证明：

庚申卜，贞：王勿……。之日夕鸣鸟。

鸟鸣叫，王不该做事，说明鸟鸣不吉利，是神预示祸患的征兆。



殷商青铜器上的鸟纹

《史记》也有提到：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

商王武丁祭祀汤的时候有鸟飞到鼎耳上面鸣叫，武丁很畏惧，这段文字足以证明鸟在殷商人心中的神之使者地位。
契的后代王亥也是“两手操鸟”，商人占卜中著名的“鸟占”就来自王亥。
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
商人的上帝是帝俊，帝俊在商人的甲骨文中被称作高祖俊。
“俊”的甲骨文正是一个鸟头人身或兽身的形象（后来周人入主中原，抬高黄帝的地位，弱化帝俊的地位）。
蚩尤可以训诂为鸱鸺。
鸱鸺既是鸟师鸟名，又是商鸟兽形青铜器中最多的一种。



商代鸱鸺青铜器

东夷民族首领少昊的“鷙”又可解释为枭类猛禽。
少昊名字叫做挚，是挚鸟的简称，少昊的妻子是凤鸿氏。
后来少昊迁都曲阜（仍然在东夷故地）之后，干脆把所属部落都以鸟为名，例如有鸿鸟氏、风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氏族社会。
史书记载，少昊设立了很多以鸟命名的官位。
“昊”字的原始形态是“日”+“鸟”构成。
金文“昊”字，“日”下面就是“一只鸟”。
民间以枭为克敌制胜的神鸟，得之则能胜，而蚩尤刚好是传说中的战神。
东夷文化的大汶口遗址大口尊的器壁上出现过“鸟负日连山”图案。


大汶口文化可能受到来自庙底沟文化的影响，比如在花厅和建新遗址中镂空豆的圈足上就有飞鸟形镂空造型，而且大汶口遗址的一些陶鬶也在造型上模拟飞鸟。
庙底沟文化中飞鸟纹一直是其主要母题，大汶口的鸟纹一般多和太阳、山峰一起出现。


庙底沟时期就已经有了将鸟纹和太阳放在一起的组合方式了，在鸟纹简化的过程中，太阳逐渐消失，鸟纹也变成了口部向上的月牙状。


东夷人最先发明复合弓，北京奥运会期间，韩国有一个射箭教练说，韩国的射箭水平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是因为韩国的射箭历史悠久。
因为韩国也属于远古东夷人的后裔，商纣王兄长箕子在牧野之战战败之后，带着殷商遗民来到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第一个王朝——箕子朝鲜，“夷”字就是由“人”和“弓”构成的。
东夷首领后羿就曾经拿神弓射掉了九个太阳。
商王武乙也拿弓箭射过挂在树上的血囊（象征太阳），借此打击殷商祭司阶层（贞人）的势力。
作为东夷后裔的孔孟和东夷文化的儒家思想，将“射”的技艺位列“六艺”之一。
孔二说过：君子什么都可以礼让，但是射箭水平不能屈居人下。
墨子和孔二这些殷商东夷系的后人，在先秦时代，被楚人称为“凤鸟”。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微子篇》

杨向奎考证，“墨翟”即“目夷”的别写，是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祖名为氏，宋国是殷商遗民组建的诸侯国。
吴锐考证，墨翟之“翟”是“山雉尾长者”，“天翟”即天鸡，为玄鸟的一种种类。
《韩非子·外储说》有墨子用木头做了一只飞鸟，能够连续在空中飞行三年的记载，墨子擅长制作飞鸟模型和东夷民族的鸟崇拜有关。


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证明，古代匈奴、突厥、蒙古当中盛行鹰鸟崇拜。
在匈奴贵族墓葬和突厥可汗墓葬中发现鹰鸟王冠。
女真是东夷的一支肃慎的后裔。肃慎初为周朝属国，曾给周王贡献弓弩（弓箭是他们的“土特产”），汉朝建国为高句丽。
在满族星祭中，鹰神是主要祭祀星神之一，满族德里克妈妈神为鱼首女身之神，又称海青女神，代敏妈妈为鹰首女神，号称鹰神。
满族流行海青鹰鸟崇拜。“海东青”的分布区域，在今天的东北亚渤海湾一带。


满人和殷商人、东夷人（东胡人、鲜卑人、金人等）都是老亚洲C系，辫发或者文身断发。



商人辫发



商代玉人





满人金尾鼠辫



华夏人与东夷人的发型

到了东周，华夏民族正式形成了“束发为髻”的发型，新亚洲NOQ系的夏人，周人，李唐，赵宋，朱明，太平天国的主流发式都是束发为髻。

陇西李氏家族的父系单倍群为O2-Y29876。
明太祖朱元璋是O-MF12415。
汉高祖刘邦的父系单倍群为O-Y20928/O-F813/O-F155 ，唐尧的后裔。
赵匡胤家族的父系单倍群为Q-MF10596 。

泛通古斯-东夷民族，比如肃慎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扶余人，高句丽人都有辫发传统。




只不过东夷民族的辫发形式各异，有披发、椎结、编发、断发、椎髻等发式。
殷商人的“总发置顶、脑后垂辫”，只是其中一种。
Y-CD系老智人都盛行“断发文身”的传统，传播范围十分广泛。
从新西兰的毛利人到西萨摩亚的萨摩亚人，从苏丹的贾阿林亚人，夏伊基亚人，利比里亚的土著人，坦桑尼亚的玛孔德人，到查科地区的印第安人；从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印度尼西亚的达雅克族人，到马绍尔群岛的土著人。
《礼记·王制篇》：

“东方四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文身”一词来源于太平洋中塔希提岛的土语“talu”，属于Y-CD系老智人发明的语言和风俗。
第一批走出非洲的老智人各个断发文身，黑齿雕题。



澳洲矮黑人



澳洲矮黑人



印度土著那迦人

老亚洲殷商东夷人的文身是成童礼、成人礼的重要内容。
殷人八岁行成童礼，即在儿童额头上刻下各种花纹，甲骨文“童”字上有“辛”，即其证明。
老亚洲殷商人和澳洲矮黑土著人是不是有几分相像？



澳洲矮黑人



殷商跪俑

<hr/>殷商有“玄鸟生商”的神话，在东北亚-环渤海-东夷地区几乎也有卵生神话和凤鸟崇拜。
藏族作为D系矮黑人种，和东夷C系一样，是第一批到达东亚的老亚洲人，他们也有凤鸟崇拜和卵生神话。
1999年发掘的七八世纪的吐蕃贵族热水一号大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在热水一号大墓前殉马坑内，出土若干件镀金银镂空饰片，这些金银饰片纹样以忍冬草为装饰主体，出现神鸟“凤凰”的形象。



吐蕃贵族热水三号大墓出土的一件貼金箔彩绘木制鸟形器物



矮黑人苯教的凤鸟崇拜（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的镀金银镂空饰片及复原器物摹稿）

满族的前身是“鸟夷”，因为他们有鸟祖观念，认定自己的祖先从乌鸦而来，祭祀乌鸦就是祭祀祖先。
也有人认为，商人的玄鸟就是乌鸦，玄就是黑色的意思。
满洲人家家户户堂前竖一根“索伦杆”以招引和享祭乌鸦。



沈阳故宫清宁宫前的索伦杆

古时的东夷小国“女国”，又叫“奄”，亦名“徐偃”或“徐国”，也有卵生故事。

“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详，弃于水滨洲。犬衔所弃卵以归，覆煖之，乃成小儿……及长，袭为徐君。”

满族神话说，仙女佛古伦在天池吞喜鹊衔下的红果，生下满族祖先布库里雍顺。
明末清初，满族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清史通俗演义》)。
琼鸟（qióng鸟）是藏族苯教中的神鸟。



琼鸟（qióng鸟）

琼鸟又叫“穹鸟”（qióng鸟），是乌鸦的一种“易象”。
嘉绒藏族也有祖先卵生的故事。


商代青铜鼎也出现了“琼鸟”的铭文。
商代玉雕礼器中，也出现了琼鸟的形象。



秦景公大墓中的黄金琼鸟

秦王室作为商纣王家臣恶来的后代，他们也有很强烈的老亚洲东夷民族的鸟崇拜情结。
秦景公大墓中出土的黄金琼鸟，长着猴眼，有角。
满语比蒙古语更接近藏语，满语与藏语之间大约有50%的词汇具有明显的同源性。
证明CD老亚洲的十分亲近的血缘文化关系。
“朝鲜”属于东夷殷商人，C3是朝鲜的底层人群，C3a是朝鲜民族的底层语言。
朝鲜（新罗）也有“卵生神话”。

新罗国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
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是卵生。
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

殷商人也有很强烈的猫头鹰崇拜，在殷商墓葬中出土过很多猫头鹰（鸮纹）造型的青铜器。



商代鸟类青铜器



商代猫头鹰青铜器

印第安人的Q系虽然是第二批到达西亚或者北亚的智人，和斯拉夫、日耳曼的R系一样，从K系分化出来。
但是Q系从内亚出发，到达东北亚和青藏高原，和当地老亚洲土著CD系（东夷人和矮黑人）发生融合，再沿着东北亚北上，进入堪察加半岛。
由于一万年前，第四纪末次冰期还没有结束，白令海峡结冰，形成一道天然的白令陆桥，于是，Q系穿越白令海峡，到达北美阿拉斯加，再分布到整个南北美洲，演化成了后来的印第安人。
所以，在加拿大北部哈德逊湾的契帕瓦族印第安人测得父系C2北-P39。
Q系印第安人的母系mt-DNA中，D4矮黑人居多。
由于Q系在东亚和CD老亚洲人混杂过深，于是和R系、O系的印欧-夏羌民族分道扬镳，最后隔绝于整个文明世界，没有任何外来的优秀种族文化和血统的注入，变得封闭保守，野蛮残暴，连马车和轮子也没有发明出来。
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印弟安人的祭祀中心，奥尔梅克遗址中，发现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古中国字符。
中国甲骨文专家王大有破译解读出来，是殷人先祖和帝王的名字：蚩尤、少昊、帝喾、简狄、多妇、契、相土、王亥、上甲等。
​美洲出土的贝雕上，有伏羲女娲交尾图、苍牙(牙璋)、蚩尤、鹳兜、畎夷等祖先像，与中国东夷民族的图腾信仰十分相像。







玛雅神鸟纹三足器

<hr/>“凤鸟崇拜”是环渤海东夷地区盛行的图腾崇拜。
夏羌民族的黄帝和老子则是龙蛇崇拜。



女娲伏羲图和古希腊-古埃及双蛇杖

黄帝的母亲是有蟜氏，蟜通蛟，为龙蛇类。
黄帝手下的应龙斩杀了蚩尤和夸父，最后应龙带着黄帝君臣一起得道升仙。
夸父是东夷部族首领。
夸父高大擎天的身躯，来自于东夷人的性状。
《说文解字》：“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东夷人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众人都说他是“长人”。
在东夷地区，也有一个部族叫做“长狄”，史称汪芒氏，也叫做防风氏。
《鲁语》称长狄为“大人”，都是大高个子。
大禹诛杀的防风氏就是东夷其中的一支“风夷”。
传说大禹杀了防风氏，防风氏的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
大禹肢解防风氏和黄帝虐杀蚩尤的情节一模一样，乃是出于夏人对东夷人刻骨无边的种族仇恨。
《黄帝四经》记载，黄帝抓获蚩尤之后，把他的皮剥去，让人射箭，谁射中有赏，把他的胃当做蹴鞠，来回踢，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和《海内东经》、《海外东经》都记载有大人之国。
所谓的海当然就是指东夷地区的渤海。
在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时期的焦家遗址中，在M184墓出土了一个身高一米九的男子骸骨，这名男子是章丘焦家新石器时期的一位部族首领，还有几个与一米九相差无几的尸骨，剩下的大部分墓主人的身高也都达到一米八以上。
而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出土了蚌塑龙虎墓。


距离蚌塑龙虎图不远处还有其中一组蚌塑：人骑龙、蚌塑虎、蚌塑飞禽、蚌塑圆圈纹等。
人骑龙和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一致，西水坡遗址的墓主人很可能是西来的黄帝部族的大祭司。
在陕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出土了一件带有龙纹的彩绘的陶盆，距今大约4000多年。


2002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一处绿松石龙形器，距今大约3700多年。


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是夏羌文化的遗存。
孔子就曾经称呼老子为“龙”，也就是“犹龙说”。
尼安德特人在许多地方都使用了红赭色颜料，并且用鹰鸟的羽毛装饰自己。



尼安德特人制作的鹰爪项链

考古人员一共在26个尼安德特人曾经的居住地找到了鹰骨残留，很多尼人穿戴鸟羽或者鹰爪项链。
可见，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流行的鹰鸟崇拜，是受到尼安德特人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基因中混合了一定比例的尼人血统，在文化形态上，也表现出接近尼人思维的特征。
印第安人作为新智人Q系和C系混杂的种族，将鹰蛇合一，变成羽蛇神。


在印第安人的信仰里，鹰鸟反而咬着蛇，象征着劣等的印第安民族反噬优秀的印欧民族。



埃塔纳泥板，阿卡德泥板之一

鹰和蛇的二元对立，是苏美尔神话的重要主题。

一组阿卡德人的“埃塔纳”（Etanna）泥板，记载了鹰蛇之战的大量细节。
鹰和蛇原先是住在白杨树上的邻居，鹰住在树顶，而蛇安居树根，彼此一直都相安无事，但鹰因为饥饿和贪婪，背叛自己的誓言，偷吃了楼下邻居的蛇蛋。
蛇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无限悲伤，并很快就查出了真相——原来那位小偷兼杀手，就是他最亲密的邻居。
他非常生气，决心为要那些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儿女们复仇。它咬死了一头公牛，以此作为诱饵，悄悄地埋伏在它的肚子里，就这样守株待兔。
鹰果然中计了，就在它狂喜地享用这顿丰盛大餐时，蛇袭击了鹰，用柔软的身躯将其捆绑起来，折断它的翅膀，把它扔进沙漠的深坑里，要让它流血而死。
垂死的鹰开始向日神沙马什祈祷和忏悔，希望能得到赦免和救助，沙玛什居然受了感动，派基什国的英雄国王埃塔纳前去营救，最后的结果是，鹰摆脱了死亡危机，重新获得了众神的恩宠。但倒霉的蛇却因为自己的复仇，而受到永恒的诅咒。
违反规则的苍鹰得到众神的庇护，而受害者毒蛇反而遭到了遗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阿卡德人是入侵苏美尔的西闪米特民族的一支，J系闪米特人和C系东夷人、D系矮黑人一样属于第一批走出非洲，和尼安德特人混血的老智人之一，他们也是执鹰鸟崇拜。
关于闪米特民族可以看一下我的这篇回答。
苏美尔人则是第二批走出非洲，从土耳其高山地区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印欧人。
自然而然在阿卡德人的神话中，一心为善的蛇反而命运悲惨，受到永远的诅咒，象征着老智人闪米特民族压制泛印欧民族的一支苏美尔人。
人类后三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老鼠上桌，优汰劣胜的历史。

在东方，劣等的东夷儒家文化取代了华夏道家文化；在西方，邪恶的闪米特（犹太）基督教文化取代了日耳曼本来文明。
蜥蜴人阴谋论最早从基督教福音派开始流行，蜥蜴就是龙蛇的原型之一，代表犹太基督教（闪米特民族）对印欧民族龙蛇崇拜的恐惧，把蜥蜴人说成是控制世界的幕后黑手，把印欧人诺斯替教的衔尾蛇、赫尔墨斯主义的双蛇仗，打成邪恶力量，打成DS暗界势力。
闪米特民族恐惧敌视龙蛇，只是因为龙蛇崇拜是印欧人的信仰，闪米特人不想让印欧人觉醒，复归自己的本来文明，防止强大的印欧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攻倒算，于是将龙蛇打入地狱，变成撒旦的化身。
<hr/>如果老智人是第一批从非洲迁徙各地的话，那么非洲理应遗留最传统的食人献祭的风俗。
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国籍刚果自由邦部队军官西德尼·欣德上尉发现“刚果盆地几乎所有的部落都是或曾经是食人族”。
在尼日利亚一直流传着古老的食人山药宴故事。



1873年非洲黄金海岸的JU JU 房，放置了许多人头骨

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西非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一直有秘密食人社团横行。
20世纪初，有个叫“豹子会”的组织，身披豹皮，专门在路上劫杀行旅，将受害者的尸体切块分食。
在尼日利亚克罗斯河谷，这种食人恶俗延续到了1989年，Mbang等四人被控吃掉了一名士兵。
东夷人首领蚩尤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制定了五刑，即杀戮、割鼻、削耳、捣坏生-殖器和刺面，用五种刑法来管理部落，十分残暴。
《一席·万象：洛阳铲下的商王朝》里明确提到考古队两次在安阳殷墟墓葬里发现青铜甗（古代的蒸笼）里有蒸熟的人头。
1999年那颗人头属于一位十五六岁少女，很可能是安徽某方伯的女儿。
这两颗人头不是殉葬品，而是祭品，也就是人牲（把人当牲口杀掉祭祀祖先）。



1999年在安阳殷墟发现蒸熟的人头，该头颅属于一位15岁少女

考古学家李济回忆，殷墟王陵区一千多座小墓，都是埋葬人牲的墓。
初步发掘时，就在这些小墓中发现了“单人完整骨架131具、多人完整骨架57具、身首异处的骨架52具、仅有头骨的209个、无头骨架192具、瓮葬幼儿9名……“
情况最惨烈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
都是被粘首、腰斩、甚至肢偈后扔进来坑里，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被殉葬。
德国学者顾彬与王平合著的《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中，总结了殷商帝国十一类、数十种杀死人牲的酷刑。




按照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记载考证，史学界得出了一个数据，当时全国八百万人口的商朝某段时间每周殉葬人口达到2万的海量。
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这二百七十三年间，“共用人祭13052人，另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至少当用14197人。”



安阳殷墟，祭祀坑的人头标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文物陈列室）

秦国贵族是东夷人，本来周朝已经渐渐取消了人殉制度，在春秋初年的秦武公与秦缪公时期，恢复了人殉制度，开启了春秋人殉的先河。
秦缪公时期的人殉规模则是达到了最大，殉葬的人群也扩大到了大臣的家属。
周武王分封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宗祀。
宋襄公效仿齐桓公，到处“会盟”，企图当霸主，竟然在会盟过程中拿别国国君当人牲食用。
由于祭祀过程中，东夷人残忍吃掉作为祭品的人，附近老百姓都管这个大丛社叫——“食人社”。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里引用《续汉书》史料之后，不禁慨叹道：“可见东夷亦有食人之俗。”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A.C.海顿（Alfred Cort Haddon）1898年率领探险队远征澳洲昆士兰州对开托雷斯海峡时，发现了大量的矮黑人猎头部落。



澳洲托雷斯海峡群岛发现的食人族恐怖祭祀面具

澳洲大陆的“矮黑人土著”（Aboriginal Australians），他们不但猎头，还吃人肉。
不过，他们吃的不是外人，而是他们亲戚的死尸。
据记载，在昆士兰州卡奔塔利亚湾、金伯利北部以及南澳大利亚东北的生番部落中，安葬仪式上要把族人的大部分尸体吃掉 。
D系矮黑人为首的藏传佛教的献祭仪式，也非常血腥残暴。
藏密中最喜欢召唤的是Mahakala（玛哈嘎拉），即大黑天，原为印度教魔神，被观音降服，归入藏密。
大黑天的基本形象是头戴骷髅冠，身披人皮，挂人头链，手持头骨碗。



印度教魔神，藏密守护神“大黑天”

在解放前的唐卡里面，人皮等物都被画上，今天的唐卡里人皮，头骨碗，人头链都十分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五彩飘带。
这种法器名为“Phurba”，斧刃状的部分即为割血刀，藏人需要用血写咒语时使用。



法器Phurba

无我天女（Nairatmya），喜金刚（Hevajra）的明妃，喜好的祭祀物为人皮和人肠。


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里有一支叫孔德人（khonds），到19世纪还在杀人祭神。
孔德人崇拜大地女神塔尼盆奴（Tari Pennu），发明了“以血养土”的人祭法。
印度土著那迦人一直维持着猎头的传统。。



印度那伽生番和摆满人头的架子

东夷-鲜卑民族的后裔满人也继承了老亚洲的人殉献祭，血食牺牲的恶俗。
曹旅宁认为磔刑源于商代的祭献刑，凌迟由磔刑发展而来。
马弘波在《凌迟入律时代考》一文中指出，辽代已有凌迟为法定刑的记载（见《辽史·刑法志》），又有公元921年发生的凌迟案例（见《辽史·列传第四二》），认为凌迟刑在辽代成为法定刑。
辽国契丹人也属于老亚洲东夷-鲜卑人。

​“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辽史》卷63《世表》）。

辽代的凌迟之刑是从其部族习惯法演变而来，“凌迟”之名当为契丹语的译音。
凌迟是契丹始创，宋朝自神宗熙宁年间仿之，元明清三代沿用。
《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凌迟之刑，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宋自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
凌迟酷刑最早被契丹辽国定为正式的刑罚，契丹也属于东夷-鲜卑人。
明朝除了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被处以凌迟，比如唐赛儿，刘瑾，袁崇焕，高迎祥。
在满清则大量酷刑被滥用，施用在一般平民的身上。
满清文字狱大规模凌迟汉人士大夫。
康熙下旨将75岁“朱三太子”凌迟处死，其三个儿子斩立决。
清军对太平天国战俘凌迟最多，因太平军多杀满人，对太平军残忍报复。

翼王石达开在成都府北校场被凌迟极刑处死，死得最为悲壮，被凌迟时一声不吭，旁观的人都惊为“奇男子”，死后清军啖其肉；
干王洪仁玕和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南昌被处以凌迟酷刑；
忠王李秀成在南京被凌迟处死，首级传示被扰地方；
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西教场被凌迟处死，死时年仅26岁，“肉尽而身不倒”；
侍王李世贤在福建漳州府被处以凌迟极刑；
潮王黄子隆在无锡被凌迟处死，悬首示众；
森王侯玉田在广州府被凌迟处死；
尊王刘庆汉在江西石城县被凌迟处死；
柬王赖桂芳等数十位将领，在江苏丹阳县被凌迟处死，首级竿示。
遵王赖文光在扬州被凌迟处死，传首以徇；
辅王杨辅清在天京陷落后，远赴上海，潜匿于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省，后在福建晋江被捕，押解至福州凌迟；
感王陈荣在浙江孝丰县被“立磔之”。

还有凌迟挖心，剥皮酷刑。
比如僧格林沁擒“长毛老贼二名，俱系江西人”，下令将“二贼扒皮处死”。
在连镇、高唐、冯官屯之战中，僧格林沁设立供案祭奠，先杀80名太平军战俘，又将李开芳两个侍童，才十二三岁，“捆缚挖心活祭之”，“剖其心肝，慰尔忠魂”。
钦差大臣李星沅将罪犯黄亚陈凌迟处死，割取心肝，祭奠同知王淑元。
最离谱的是清军将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之一的主将林凤祥押解到北京菜市口，刽子手十六人，各持木柄小铁抓，四面环锄，一时之间从头顶到脚底，肉筋都被锄尽，仅剩下一副骨架。
在四面环锄的过程中，一个围观的看客被飞来的肉片砸的满头满脸都是，吓得当场晕倒，回家气绝而死。
太平天国大约有24位王将被清廷抓获凌迟处死。
对于血腥残暴的人殉献祭，孔子总是津津乐道，他说过，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部。
意思是，夏商周三代人殉献祭，取用人体的哪个器官都是有考究的，他们的祖先神灵口味不同，献祭的人体部位也不同。
没想到，孔二对人殉献祭竟然研究出美来。
《孔子家语》记载：

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意思是只有实实在在地“大旅”，大规模人牲献祭，才能够取悦祖先神灵，即使这样做了也要处处小心谨慎，以防什么地方做不到位，怠慢了祖先神灵。
孔子把献祭的程序看得如此重要，作为殷商后人，一定支持老亚洲东夷人的人殉血祭。
所谓的周礼因袭自商礼，因为周人不属于东夷民族，周礼就没有商礼那样野蛮，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礼》反而是去野蛮化（东夷化）之后的比较温文尔雅的礼法。
殷商甲骨文记载的人殉血祭程序就是最早的商礼。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用陶俑或者木俑代替活人殉葬的现象，但孔二把它看成是“礼崩乐坏”的表现，坚决反对。
孔二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诅咒那些用陶俑来陪葬的人，“你们的祖先算是白白生你养你们，竟然用一些木头或者陶器来糊弄死去的祖先，如此弄虚作假的人该让他们断子绝孙。”
孔二临死前七天，对他的弟子子贡透露了他是殷人的身份，并且嘱咐子贡按照殷商殡法礼葬他：

......殷人殡于两检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
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摄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有个人说：《周礼》没有人祭是假的，商人吃人，周人就不吃人了，怎么可能？汉人自古就是吃人的，哪朝哪代不吃人？五六十年前就在吃人，还周朝不吃人？
他举出了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宝鸡茹家庄1号墓、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河南新郑唐户村3号墓都有人牲的发现。
问题是根据考古材料证实，仅仅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M1902号墓的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除此之外就没有人殉的遗迹。
M1902号墓是商人的墓葬。
另外的M1193号墓，这座墓的墓主人是燕侯克，他是召公的儿子。


召公是西周太保，他的地位和周公平起平坐，但他的墓中，没有一具人殉。
在琉璃河墓葬群中，商人是臣，周人是主，而召公的儿子克却没有殉人，殉狗也很少，这显然不是权力大小说得通的。
说明印欧人出身，优等文明的周人根本不屑于搞老亚洲东夷人的野蛮人殉血祭。
周代的人殉集中在东夷地区的贵族墓葬或者其他中原地区的殷商遗民墓葬，综合考古资料来看周人墓葬，可以发现高级别的周人墓葬罕有人殉、人牲。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周公执政之后，周人已经彻底废除了人殉人牲制度。

​春秋时期的周朝贵族是用什么陪葬的呢？
用冥器“刍灵”，“刍灵”是现在烧纸文化的原型。
​刍灵就是现代的“金童玉女”。
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纸张，只能用草扎一个略像人和动物的外形，成本非常低廉。
西周废除人殉之后，陪葬品就以这种明器刍灵为主。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和羊舌晋侯墓地很少发现殉人。
在周人的老家关中，带有殉人的墓葬也极少发现，关中的扶风北吕墓地、凤翔西村墓地等周人贵族墓葬都没有人殉现象。
在周原遗址、武功郑家坡等先周墓地，同样没有殉人现象。
在关中东部的两处芮国贵族墓地也很少发现殉人，比如目前发现的几个芮国国君墓中就没有殉人痕迹。
早期曾国(曾国是南宫适的后代)墓地中殉人也非常罕见，三门峡虢国墓地也是如此。
还有周公庙大墓(墓主人疑似周公)和洛阳发现的周天子墓也没有人殉。
临淄史志官网里面有对山东地区一些大墓的介绍，显示出山东两周带有殉人的墓葬确实不少，像临淄郎家大墓发现殉人9具，陪葬者17人。
山东的其他地区像滕州市薛城发掘了九座薛国贵族墓，其中5座春秋墓都有殉人。
莒南县大店镇发掘的二座莒国贵族墓各有10个殉人；沂水县刘家店发掘了二座莒墓，其中m1号墓殉40人左右。在胶东地区的蓬莱、莱阳、烟台等地发掘的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贵族墓，也常有殉人。
在两周时期的东夷地区，人殉习俗依然常见。
从鲁故城墓地中发现的甲乙两组墓葬，其中甲组属于殷商遗民，而乙组属于周人，两组墓葬仅甲类墓县城西北角墓地m202在北二层台上置殉人一具，头东脚西，仰身直肢；余贵族墓皆无人殉墓发现。
齐国被东夷田氏取代以后，东夷文化重新恢复。其他东夷诸侯国，仍然保留人祭和人殉的恶俗。


甚至周人动物殉葬的现象也非常少，只在东迁到关中平原的东夷后裔——秦国贵族们，仍然在坚持殷商的腰坑殉狗的习俗。
所以，周代确实仍存在着人殉血祭现象，不过只流行在东夷诸侯国的墓葬或者其他地区的殷商遗民墓葬中，作为高贵种族出身的周人根本上抵触排斥老亚洲东夷民族杀牲献祭的习俗。
这下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上了。
谁用人俑，不用真人献祭，谁就没有后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要真人献祭的礼法，要去野人（殷商遗民）那里找（礼失求诸野）。
后世儒家经常给孔子辩护说，因为那时候流行人殉，孔子仁爱，认为坚持人殉的人，没有后代，可是孔子所处的东周，人殉早已废除很久，周人最多就是殉葬狗，说明孔子的本意就是诅咒制作人俑代替人殉的人没有后代。
<hr/>Q系印第安人也继承了第一批走出非洲的老智人的人殉献祭的恶俗。
南美阿兹特克人的遗址上发现过42具儿童的遗骸，他们的骨骼显示他们生前在化脓、严重蛀牙和骨骼感染，他们生前在不停哭泣。
阿兹特克的祭司们认为儿童的眼泪可以滋养大地，他们身上的病痛可能是祭司们故意造成的。
如果他们哭不出来，祭司甚至拔掉他们的指甲逼他们哭。



42具阿兹特克儿童的遗骸



野蛮的印第安人儿童献祭

七十年代在中美洲伯利兹北部库埃罗遗址出土的几十具人牲骸骨。
那些人牲在公元前四百年被玛雅祭司残酷杀害，颅骨被燧石刀挖破，头被砍掉，还被肢解。
到了公元后，活人献祭在美洲愈演愈烈。
公元三世纪开始，玛雅的蒂卡尔城邦与乌亚克萨克屯城邦之间爆发连绵不断的战争，目的是抓住对方的俘虏，在各种仪式上作人牲之用。
蒂卡尔的国王“吸烟的青蛙”（“美洲虎之爪”的弟弟）灭亡了乌亚克萨克屯，将其王室、贵族、士兵全部砍头祭神。
玛雅波安巴克遗址发现一幅壁画，表示在公元790-792年间，战俘奴隶在男女贵族脚下被虐杀、斩首，以庆祝册立太子。


玛雅人还有在球赛上杀死敌方贵族俘虏、往水井里扔活人等等习俗。
公元一千年左右，北方的托尔特克人入侵，与玛雅文明“融合”，发展出更具宗教感的人祭。
阿兹台克人也是美洲北方民族，到处劫掠，他们在人祭上采取格外残忍的手段，却得到了一个国王的青睐，请他们当佣兵，还答允把女儿嫁给他们的首领。
而他们的回报，竟然是按照“神谕”把国王的女儿剥皮献祭，祭司穿着这件人皮以象征自然女神“托西”，他们居然还请国王参加庆典。
阿兹台克人每一任国王都发动对外战争，通常都以“牢人之君、绝人之祀”闻名，烧掉抵抗城邦的神庙，把城邦首领杀了祭神。在他们的记录中，就用一个起火的小神庙的图案表示灭了一个城邦。
阿兹特克人剥了人皮当衣服穿，把奴隶文火烤得只剩一口气才砍掉四肢挖出内脏。



阿兹特克的剥皮人

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的神必须以血维持生命，太阳和其它的天体运行也需要鲜血给予能量。
根据阿兹特克神话，每隔52年，如果不用鲜血献祭，太阳就会毁灭。
为了庆祝世界大难不死，他们会向太阳献上重要的祭品——通常是一名被俘的王子或贵族。他的心被挖出作为祭品抚慰太阳。
人类文明，凡是野蛮劣等的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种族，都是活人献祭、血食牺牲，异常残暴。
从非洲、澳洲、新几内亚、新西兰、玻里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印尼、马来亚、菲律宾、越南、印度、东亚、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无不留下绵延数万年的活人献祭，血食牺牲的恶俗。
老智人盘踞的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也和东亚、南亚一样，食人恶俗的考古遗存层出不穷。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一批走出非洲，和其他劣等人种混杂的老智人产生这么野蛮残暴，荒谬邪恶的习俗特性呢？
一来是他们的野蛮血统的传承，二来是因为老智人的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一种高压状态，极度压抑，追求道德教化，秩序至上，律法主义，稳定压倒一切。
正常的性~行为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个体需要，只能通过过激的违反常规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儒家社会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压抑人性的社会，人的正常欲望无法抒发，个体极度压抑而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爱，人生价值始终与科举制绑定在一起，人成功与否取决于化身做题家，取得金榜上耀眼的提名。压抑过度的欲望一旦松绑，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就会出现过激的性反常行为。
现在年轻人中出现性倒错、堕雌药娘现象的，也是出身于极度压抑冷漠的家庭，从小欲望得不到正常纾解，没有受到过任何社会与家庭的温暖，只能通过怪异另类的方式，企图吸引社会的关注，以及得到和他相同价值观的同龄人的关爱和呼应，这样他在地球中才不是孤独的个体，而进入边缘人的嬉皮士聚落。
东夷人和矮黑人的人殉血祭也是这样的形式，他们通过这样的血腥而残暴的祭祀程序，让自己的欲望得到很大的宣泄，而普通的性~行为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所以，儒家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是无人性的、反人性的进步！
这样的进步最后会使得人类失去繁殖能力，自我阉割，人类社会就会走向彻底疯狂。
欲望像弹簧，越压它越强。
正如一个东夷人跟我说的：

我很认可您的人种理论的很重要一点是，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汉尼拔，甚至连性欲本身就是和食人以及残杀严密捆绑在一起的，我对单纯的性行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我也是对白种女性有不健康的病态喜爱，想把他们吃了。
假如从基因上去分析，老智人的人祭文化肯定是和性快感是有联系的，不然不至于痴迷于此，我从小就对小黄女没有任何感觉，就喜欢小白女，看到她们粉嫩嫩白花花的，看起来很好吃。

皇汉的逻辑混乱之处，在于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二元种族构成的，东夷民族和夏羌民族世代融合，整个二十四史就是东夷和夏羌轮流坐庄的历史。
不理解以上的事实，便无法有效的把华夏民族和东夷民族分离开来，仍然堕入儒家士大夫编造的大一统史观无法自拔，认贼作父，不能清晰的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主体文明，无法维护华夏民族的先进血统。
​一方面排满反通古斯东夷，一方面又信仰殷商的昊天上帝，钦慕其人殉献祭的野蛮恶俗；一方面排满反通古斯东夷，一方面又尊殷商东夷人的儒家文化。

这就是皇汉二律背反定律。

<hr/>那些血统优等，德性纯良的第二批走出非洲种族一开始就反对活人献祭，血食牺牲。
考古发现，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古希腊罗马人、古埃及人、夏人、周人等等这些泛印欧民族没有人殉献祭的传统。
新石器时代，整个欧洲仅有两例疑似食人的考古证据（注意是疑似，也就是说真实性不强）。
第一例是疑似被杀殉，第二例更可能是死后碎骨迁葬的习俗。
图坦卡蒙等三位法老的Y染色体是R1b，就意味着他们是最地道的印欧人。
古埃及人殉的说法只是传言和猜测，没有确凿的考古学证据和文献学依据。
从古代就流传着古埃及人祭的传言，希罗多德澄清过这一点。

埃及人除了以洁净的绵羊 、公牛和公牛犊以及鹅用作牺牲以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作牺牲的，怎么能相信他们用活人来作牺牲呢？

质疑古埃及人殉的真实性的希腊作家还有伊索克拉底和斯特拉波。
早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文献就提到一个神秘的词叫tknw。
这是一个出现在丧葬仪式上的神秘物体，表现为一个被包裹的趴在滑橇上的人，有时候完全表现成一个包裹。
有人认为这是早王国时期古埃及人祭仪式的残余，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传言和猜测。
​


古希腊人主要是献祭动物，从来没有过人殉献祭，古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也没有活人献祭。


西来的夏羌人建立的齐家文化也只是用动物祭祀和殉葬。
根据大何庄遗址动物遗骇的分析，这些动物绝大部分是猪与羊；猪约占所有动物的73％ ，羊占21％。在附近的秦魏家遗址中，也发现大量的随葬动物下颚骨：猪下颚骨有430个，羊下颚骨50个，牛下颚骨38个。
夏人的后裔周人也废除了殷商的活人祭祀。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周公执政之后，周人已经彻底废除了人殉人牲制度。

​春秋时期的周朝贵族是用什么陪葬的呢？
用冥器“刍灵”，“刍灵”是现在烧纸文化的原型。
​刍灵就是现代的“金童玉女”。
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纸张，只能用草扎一个略像人和动物的外形，成本非常低廉。
西周废除人殉之后，陪葬品就以这种明器刍灵为主。
作为O系的太平天国诸王却很少施用凌迟枭首等野蛮酷刑。


洪秀全属于东南洪氏家族，东南洪氏主要分布我国的东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洪熙官、骆秉章也是花都人，与洪秀全是同乡。
洪秀全的单倍群可能是O1a-Y137090，他的上游是F492。洪姓汉族在Y137090里面的占比，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倍。
南王冯云山属于O-F8，广东冯氏属于三大支M117下游的F8，广东为冯姓的第一大省。


西王萧朝贵是广西武宣人，可能出自庐陵萧氏家族，庐陵萧单倍群是O1b1下游的Z24050。
北王韦昌辉是桂平人，韦姓是广西大姓，单倍群属于O1b1下游的F4229-Z23762。广西韦姓是很好辨认的，几乎占全部韦姓的一半。


太平天国除了斩首之外，诸记所载的酷刑，在《贼情汇纂》所辑六十二条里都找不到。
《贼情汇纂》所列六十二条刑律，处以“斩首不留”有四十二条，可见，斩首已经是太平天国最高刑罚，比满清的挖心、剥皮、凌迟、枭首已人道许多。
《贼情汇纂》一书，是湘军的情资机构收集太平天国情报的汇编，全部辑钞太平天国公文和告示，相当可信。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资政新篇》建议“善待”人犯，他劝洪秀全“恩威并济”，“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
原始道教作为印欧-夏羌文化，也对殷商东夷人的人殉献祭嗤之以鼻，认为是“六天故气”、“邪魔外道”，要加以根除禁绝。
《三天内解经》：汉世群邪滋盛，六天气勃，三道交错，疠气纵横，医巫滋彰。皆弃真从伪，弦歌鼓舞，烹杀六畜，酌祭邪鬼。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列出的“上品十戒”的第七条即为“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又见《本行宿缘经》、《太上洞玄灵宝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等多种道经）。
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已经透露了道教对牺牲祭祀的反对态度。
在《明本》篇中揭陈儒道之间的诸般区别的时候葛洪曾经明确说道：“儒者祭祀以求福，道者履正以禳邪”。
道教要根除的妖邪也应包括儒家的祭祀对象，因为他还曾经提到“血食之鬼”也属于“邪气”之列。
他在《道意》和《勤求》两篇中对祭祀的害处有所论列，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夫长生制在大药耳，非祠祷之所得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帝-夏羌民族的原始道教极力反对殷商血食牺牲，献祭鬼神的恶俗。
除了《三天内解经》和《陆先生道门科略》以外，取自《老子想尔注》的一条正面指出道教严禁“祭餟祷祠”，其余大多是批判血食牺牲，献祭鬼神的经文。
道教的灵宝、上清诸派也都反对东夷人的血食牺牲。
“六天”一词最早来自于《礼记》孔颖达疏和《旧唐书》。
儒家的六天说是郑玄根据以纬书为代表的对天神的说法就官方祭礼作的一种解释。
原始道教则贬低儒家六天说为“六天故气”，树立“三天正法”，与儒家六天故气对抗。
《三天内解经》记载：

“至汉世群邪滋盛，六天气勃，三道交错，疠气纵横，医巫滋彰。皆弃真从伪，弦歌鼓舞，烹杀六畜，酌祭邪鬼”。
“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盟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时事，平正三天，洗除浮华，纳朴归真，承受太上真经制科律”。

老君传授正一盟威之道的同时确立了“三天正法”，内容是：

“民不妄淫祀他鬼神，使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不得淫盗治病疗疾，不得饮酒食肉。民人唯听五腊吉日祠家亲祖父母，二月八月祭社灶，自非三天正法”。

原始道教将东夷殷商至高神昊天上帝，贬为六天故气，是泰山下统领万鬼的“高天万丈鬼”。
原始道教的三天正法主要反对东夷孔儒的血食牺牲，鬼神献祭的野蛮恶俗。
东汉时期，除太平道黄巾军与五斗米道张鲁之外的原始道教军事斗争：

建康元年(144)十一月的徐凤、马勉起事，凤自称无上将军，勉自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他们以当涂为中心，“杀曲阳、东城长”，并与范容等联合斗争。
《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永喜元年十一月后）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孟等，大破斩之。
东汉安帝时期，“海贼”张伯路冠赤帻，服绛衣，自称为后世道教徒常用的“使者”、“将军”，占据了将近东海七八个郡。

自东汉的张伯路，徐凤，张角，张鲁，到东晋的孙恩卢循，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李弘，原始道教，无不前仆后继，对独尊儒术之后的东夷社会，展开前所未有的对抗与冲突。
试举几例“李弘应出，老君当治”事件：

《晋书》记载：后赵建武八年（342 年），贝丘人李弘，由于民怨沸腾，自言姓名应谶，在清河一带起事，事发后被石虎镇压，连坐者数十家。
东晋永和十二年，在江夏有李弘起事，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有率军讨伐。
东晋太和五年，四川广汉的李弘起事，并联合益州的李金根共同举事。
后秦弘始十六年，陕西地区李弘起事。
隋朝末年唐弼以十万人起事，也是“推李弘为天子”，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李弘起事”。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夏闰四月，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

《太上洞渊 神咒经》载：“谓“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
木子弓口”是民间惯用的拆字法，“木子”合为“李”，“弓口”合为“弘”，谓李弘王治天下，天下就将太平，人民享受大乐。
​《老君音诵诫经》中也提到：

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道者众，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

道书中记载的李弘是太上老君降世的化名，​《上清后圣道君列纪》更是认为李弘是“上清金阙后圣帝君”，相当于琐罗亚斯德教的琐什扬斯，犹太教的弥赛亚，摩尼教的光明耶稣，佛教的弥勒、月光童子、卯金刀，明教的大小明王。
原始道教种种悲壮惨烈之奋起，乃是起于自卫反击，是正义的，正当的，正确的，与犹太人在罗马起事，疯狂屠杀伦巴第人全然不同，后者是为了破坏而破坏的疯狂乱舞，前者是被儒家社会压制到极点之后的拨乱反正，触底反弹，制衡一家独大之局面，犹如罗姆的自由军团或赛尔特、杜斯特堡的钢盔团，是对台尔曼与卢森堡日益猖獗的社民D德共之对冲与抗衡，起到镇定民心，凝聚民族之大业，和犹太人所制造的世界闺蜜，全然不同。
不必要纠结于具体的老智人的人殉杀牲习俗，而是要理解产生他们野蛮行为背后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日不改变，老亚洲血统一日继续繁衍祸害人间，那么，各种野蛮习俗和堕落行为仍然层出不穷，遗祸千年。
东夷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根本，各种野蛮习俗和残暴行为只是其表征，不要拘泥于表面的无关紧要的关于律法或者习俗的细枝末节，而是要敢于大刀阔斧，一劳永逸的恢复华夏民族的本来文明，重新“回忆”自己先祖的智慧思想，重新保有自己纯正优秀的血统基因，才能摆脱数千年来东夷文明与血液之混杂和败坏。
东夷人和闪米特人的人殉只是我随意放出去的噱头，而一些人却像老鼠争食一块奶酪一样，争论印欧人有没有人殉献祭，周人有没有人殉血祭，真是可笑。
可见这些人只是纠结在表面的细枝末节的祭祀礼法上，却没办法看到一个族群为什么产生野蛮行为的原因，不了解产生野蛮习俗背后的思维方式，对理解整个夏羌文化和人类历史更是无异于管中窥豹，天生注定是被奴役和引导的命。
今日，借助于新的较为科学之工具与新型之理论，完成国族之再造，返本之清源，复归我华夏民族本来之道统，避免老亚洲东夷儒家文化千年戕害，还万世以太平，还个体以自主，倘若不能彻底荡清东夷人对我华夏民族两千年犯下之滔天大罪，则民必陷入颓丧之危，族必陷入沦丧之局。
因此，有必要如外科手术一般，大破才有大立，无彻底之破，绝无彻底之振兴与奋强，绝不能返回精神原乡、本来文明，绝不能扫清一切困难险阻，使夏羌民族浴火重生，再造真正坚强文明之新亚洲。

人兔子

所以说韩国人说的对，韩国的祖先是商东夷人，商发明了汉字，所以韩国人发明了汉字？

庚哥

以学术之名夹带了太多私活，长长见识可以，不可全信

邓礼明

踩过了[大笑]

我叫勒布朗

你太牛了

账号回归

功底不行就别写的太长。自相矛盾太多

漫画世界

无敌

提督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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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九零后

O系原配BF母系最多的就是菲律宾印尼这些地方，不愿意待在国内可以回热带丛林找你的亲戚。

红葡萄绿芭蕉

[飙泪笑]老亚洲原配母系M，距今5-8万年之前走出非洲，在南亚，M支系的比例达到70%以上，新亚洲母系R只有10%左右，老亚洲母系M在距今5-8万年前抵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形成了M27、M28、M29'Q、M42a，P，S等大洋洲支系等。c系原配母系最多的地方就是太平洋小岛这些地方，仇恨郭内可以回热带雨林、太平洋小岛找你们的亲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