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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共计4442字，预计阅读时间emmmmmm。主要介绍并对比了对流行文化的三种主流理论，并涉及到了文化的三个分类。】
什么是流行文化？
本文内容主要围绕着流行文化进行讨论，流行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然而它的范围由于总在实践中不断重塑而难以界定。正如你可以预料的那样，一些关于如何为这个词语下定义的争辩确实存在。一些理论家的根据是数字计算出的流行程度（popularity）。例如，历史学家Lawrence Levine认为流行文化仅仅是“流行的文化；通俗易懂，传播广泛，受众繁多的文化”。这个定义看起来清晰优雅，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很多。首先，我们如何根据这个定义来界定流行文化和文化财产？例如，语言也传播广泛而受众繁多，而这就使得它变成流行文化了吗？第二，我们到底如何测量流行程度？它指那些被成千上万的人接触过的文化资料吗？我们只应该计算它首次出现时的流行程度，还是应该考虑它终生的长久影响？那些需要专业知识来解读的高难度文学作品，例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1918），会仅仅因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迫在文学课上研读它们就成为流行文化吗？并且，如果尤利西斯因此就算是流行文化，那么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之间的区别何在？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只播了两集就被取消的美国某电视节目，会仅仅因为美国电视产业结构确保千万人会看任何烂片就成为流行文化吗？流行程度的门槛在哪里？所以结论是，Levine的这个定义无法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来清楚地指出什么是流行文化。
另一个流派的文化理论指出，流行文化之所以可被辨别出来，是因为它独特的生产模式（商业化且产业化）和传播模式（二手、远距离传播）。这种理论被我们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通常将流行文化视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因为这种文化是由集中式的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为了商业利益而大宗生产出来的。我们会在第五章中谈到文化与权力时更深入地讨论这个流派的理论，而现在我只想强调这套理论重视的两个关键预设。首先，大众文化评论家们通常假设文化的生产模式是流行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元素，因此他们经常会忽略关于接受和使用的问题。当他们讨论对文化的接受时，通常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例如，他们或许会说，大宗生产出来的芭比娃娃所携带的是一种标准化的女性形象，并且将这种形象传达给它的受众。最好的情况是，大众文化理论家将芭比娃娃的拥有者想象为只会消极地接受娃娃生产公司所赋予给它们的信息的人；而最坏的情况是，芭比娃娃拥有者被假设为不理性地进行自我压迫的上当受骗者。这两种情况中，这种预设都认为相同的标准化生产出的商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同的使用方式，然后导致人类的同质化。
这个生产模式决定消费模式的预设，带来了第二个关于监管下文化文本（text）和实践相对质量（quality）的预设。在他著名的论文《大众文化理论（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1957）》中，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谈到他认为大众文化“根本就不算文化”，因为它与原创性（originality）完全无关。他抱怨说哪怕是差劲的艺术都会传达创作者特殊的“感受，想法，品位和视野”。相比而言，文化产业的制品完全依靠模板和公式，只会迎合大众消费者而毫不在乎创作者的想法。这种制成品不是创意或想法的表达，而是又一个机器粗制滥造出的器件。麦克唐纳认为大众文化有缺陷而且危险：它蒙蔽头脑，奴役大众；它将人变为群氓，使得人们不仅仅只缺乏个性，更变得欢欣鼓舞于这种缺乏个性。麦克唐纳和其他大众文化理论家同时也在区分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folk culture）时候遇到了问题。他们将民俗文化看作一个存在于当权者（国家或公司）之外的社群的有机表达。“民俗艺术主要从下方生长出来，”麦克唐纳说，并且“是人民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塑造的”；然而大众文化是“被只对利润感兴趣的商人们雇佣技工们装配起来的”。不像表达人民的需求和渴望的民俗文化，除了表达引领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之外，大众文化空无一物。
大众文化理论家对我们的几句提醒都很有道理，当今社会文化产业拥有的制造和传播意义和娱乐的权力确实是过于大了。他们不但在警醒我们留意资本主义文化产品生产模式的连续性和重复性（seriality and repetition）这一点上非常正确，在批判这种模式会带来头脑麻木的时候也是对的。想想那些70年代电视剧改编电影或者最近一部又一部不断拍续集的变形金刚电影，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了（译者：换到中文语境里可以类比前些年的综艺节目改编圈钱电影，例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另外他们认为民俗作品与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的作品在形式和功能上都有所不同，这一点也没问题。但问题出现在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在真实的文化形式上的时候。大众文化理论宣称大众文化不但是均质化的（homogenizing），也是操纵性的（manipulative）。因为其生产环境，大众文化永远无法表达人们的兴趣和欲求。于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大众文化文本能成功而另一些无法找到观众，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回应一些作品而忽略另一些作品。它也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文化产业从业者进入这个“行业”。所有畅销书作家，电影导演和著名演员真的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从业吗？如果只为赚钱的话，他们在其他行业中找一个更稳定的职业发财难道不是更容易吗？另外，怎么解释那些在个人博客，同人小说网站和油管上发表文化文本的业余爱好者的行为？大众文化理论能解释Web 2.0吗？这些现象和行为显然和人们的主观行动（popular agency）——选择，欲求，表达——有关系，而大众文化理论在它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给人本身留下位置。
这就引向了第三个理解流行文化的方式：作为对人们的兴趣，选择和活动的表达。这个理论叫做文化研究理论（cultural studies），认为人们在文化含义和文化娱乐的生产中是主动的agent，通过使用文化产业提供的原料来enact their agency*。流行文化中的“popular”在这里指的是people（populace的成员）和他们为将社会上可用的文化资源转变为对本地化的（localized）欲求的有意义的表达而做的工作。举例来说，与其关注芭比娃娃的标准化体型并批判它投射的是对女性特质的标准化理想，文化研究理论家选择探讨人们和芭比娃娃的真实交互方式。制片人Susan Stern在她的纪录片Barbie Nation（1998）中采取了这一方式，结果为我们带来了对不同年纪，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取向的人如何使用娃娃来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交涉的惊鸿一瞥。两个小女孩用芭比娃娃来想象成年人的性别角色；一个爱人因艾滋病逝的男性同志用芭比娃娃帮助自己走出抑郁症；一个美国的年轻女人将芭比娃娃作为艺术品来表达关于身体形象和饮食不规律的政治声明；其他人用芭比娃娃来纪念自己的幸福童年。在每个例子中，文化并不体现在商品本身（芭比娃娃本身），而体现在人们对商品的所作所为中。玩芭比娃娃成为了一种玩家对其周围世界进行解读、逃避和重构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流行文化指的是人们“凑合着”使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机构所提供的文本的方式。大多数走这条途径的理论家不感兴趣我们是怎样通过使用文化商品而被现行社会秩序收编的（incorporation），更感兴趣我们是怎样用崭新而有创造性的方式接触和使用这些文化商品（excorporation）。他们不太关注我们是怎样通过消费文化商品而被愚弄或镇压的，而更关注我们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化商品来表达自己的。事实上对于Fiske和其他人来说，“mass culture”这个词本身就自相矛盾。文化并不内含在物体或文本之中，而蕴含在人们用来合理化和理解这些物体或文本的实践之中。在一件文化商品被买下和使用之前，它本身并没有意义，也因而不存在文化一说。
虽然偶尔文化研究学者会陷入对人主观能动性不加批判的欢庆之中，忘记了并不是每个对文化产品的使用都是进步性的、有意义的或者健康的，但这个理论确实有重要的优势。首先，它能帮助我们超越那种声称只有精英文化值得研究的美学价值的辩论。对于文化研究学者来说，使得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有所不同的并不是其质量，而是其易接触性（accessibility）。他们不认为流行文化低俗或者贫乏，他们认为流行文化便于使用（usable）。他们承认，宝莱坞电影或者美国电视节目肤浅，俗套，短命，哗众取宠，千篇一律；他们没指望它们能和经典文学和戏剧作品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本就毫无价值或全是仿品。每个歌舞片的迭代作品都互不相同，在同一个范式（formula）的应用中的差异为使用者在交互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可能性打开了大门（译者：每一版蜘蛛侠和福尔摩斯都用相似的模式和叙事，但各有意义？）。不是作品在美学意义上的质量，而是人创造性的潜力和激发潜力的不同方式引发了文化研究学者的兴趣。
文化研究理论也能解释一度横亘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民俗文化之间的墙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崩塌。不只是精英文化也被高度商品化并被用和大众文化产品类似的方式复制和传播，被遗留下的可供真正的民俗文化生长的社会空间如今也极其有限了（译者：你第一次看见莫奈的画是在美术馆里还是文具店里？每个知名古镇里贩卖的“民族特色手工纪念品”究竟是当地艺术品还是义乌制造？）。文化不再以一种自愿的方式被“艺术家”或者“民间”所生产，艺术家和民间都无法避免地与中心化、公司化、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生产模式纠缠不清，也都被不同机构和经济价值链从中介入之后作为二手资料到达用户手中。举个例子，被独立艺术家创作的民俗作品现在也经常被放在艺术博物馆中，并且能够在纪念品商店或者网上买到。类似地，受过学院训练的艺术家现在也经常使用日常生活的元素来做审美声明和政治声明，并通过海报，T恤，杯垫甚至印花厕纸来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遵循着和大众文化典型的连续性、短暂性和标准化的逻辑将金宝汤罐头变成了艺术品。他将艺术变得user-friendly，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能如何被用来产生崭新的深远的意义。在擦除高级和低级，精英和大众和民俗之间边界的同时，他的波普艺术激励人们质疑这些分类到底来源于何处。安迪沃霍尔作品的意义并不蕴含在其内容之中，而在于其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和解读的方式之中。
像沃霍尔的作品一样，文化研究理论认为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一直都是人造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在追求意义和娱乐的过程中经常在这些边界之间来回穿越，并且电子和数字媒体使得这种穿越更加简单。看属于大众文化的电影《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 2000）也许会启发我们去读这部电影的剧情取材，属于精英文化的荷马奥德赛（Odyssey）；也可能吸引我们去听这部电影的配乐，属于民俗文化的蓝草音乐（bluegrass tunes）。感谢互联网和科技，我可以一天内在同一个地方做这三件事。我获取这三种文化文本的方式都是二手的，并且我只会为它们付出一个既不会否定它们的效用也不能定义它们的价值的价格。复制品或许没有艺术品或者民俗文化原作的那种“氛围”，个人对其赋予的意义也可能随不同的环境而改变，但是作品本身不会完全失去激发意义和娱乐的能力。那些恐惧大众文化有将高雅艺术和民俗艺术替换为低俗垃圾的危险的人不必杞人忧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大众文化通过将内容变得更加通俗和便捷而保持了高雅艺术和民俗艺术的生命力。
考虑这些实际顾虑之后，重要的问题不是“某个作品到底属于哪种文化分类”，而是“这个作品以怎样的方式被机构和个人用以整理社会关系”。一个关注应用而非来源的对流行文化的定义允许我们从跨文化光谱和跨历史光谱的角度审视文化作品。与此同时，这个定义也能帮助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制造“高雅”“低俗”“大众”和“民俗”这些分类的授权和解读（author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这些分类看作关于意义和价值的某些战争的结果。对这些战争的探索才是研究流行文化的真正目标。文化实践是怎样引发那些塑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特权的论战的呢？
*——社会学意义上的agent和agency我能get到意思但都不知道怎么翻译……找遍谷歌和百度都找不到确切的翻译，翻这章的时候快哭了，干脆放着不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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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1 08:3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