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无关政治的文化：毕德迈尔

方思向

选自：The Habsburg Monarchy, 1815-1918 (Steven Beller)
翻译水平有限、纯属娱乐。感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帮我润色。
<hr/>如今人们口中的毕德迈尔（Biedermeier）文化产生于梅特涅体系之中，是该体系造就的政治上的寂静主义和那起初缓慢的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和后果）。“毕德迈尔”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词。它第一次被使用于1854年，当时是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绰号，用来讽刺一个虚构出来的写古板老套诗歌的作家。直到1900年左右，它才被用来描述1815年至1848年之间中欧的文化和艺术风格，代表在这段时间里流行的谦逊、顺从、侧重私人世界和家庭空间的生活方式。在家具设计方面，这意味着一种更加简化、实用的法兰西帝国风格；在音乐，则是弗兰茨·舒伯特这样的作曲家私人、细腻、家庭生活性的作品；在绘画，就如斐迪南·格奥尔格·瓦尔德穆勒（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这样的画家的作品，它代表着一种同样强调私人世界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文化——这些作品的取景地十分理想化、充满自然气息，并且往往是在阿尔卑斯山区；在文学，斐迪南·莱蒙德（Ferdinand Raimund）和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这样的作家的戏剧传达着宿命论、随遇而安以及接受命运的心态。总而言之，毕德迈尔就是这样一种无关政治的文化。
在一些方面这很好理解。战争结束的解脱感，意味着人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从更关心政治转变为更侧重家庭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自己的生活便宣传了这一点。他常穿平民服饰，而不是军装。皇室有意识地使各个成员的形象都显得关心家庭、令人崇敬，这和梅特涅有许多情妇的那种更加“贵族”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皇帝个人的谦逊、平易近人（他常接见他的臣民）使他在民众中很受欢迎，起码在维也纳地区是这样。至少在公众的想象中，约翰大公（Archduke Johann）与“邮政局长的女儿”安娜·普罗克（Anna Plochl）那传奇的爱情故事极大地增进了哈布斯堡皇室与人民的情感纽带。他们于1829年贵贱通婚。弗朗茨一世可能有整整十年都在反对这桩婚事，但他和他的王朝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仍受益于此。
在当权者对毕德迈尔式生活的描述中，作家、艺术家以及“bürgerlich”（平民的）[1]社会可以免于忧心政治，全心投入他们的艺术和手艺，从而获得愉悦和享受。某种程度上讽刺的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人类团结品质的颂歌——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于1824年在梅特涅的维也纳创作并首演的。另一方面，尽管对其抱有敌意，贝多芬的大半人生都在维也纳度过。这部交响曲的结尾部分也确实采用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欢乐颂》。在当权者眼中，这一定意义上恰好是自己的寂静政策所成就的。席勒本人把维也纳人比作希腊神话中信奉享乐主义的费阿克斯人，而在奥地利文化中，毕德迈尔时代常被怀旧地称作Backhendlzeit（烤鸡时代），以表示那是一段平和、繁荣和享受的时光。（颇为狭隘地）就此而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完美地契合了这个时代。
从现代奥地利的视角看，这段时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格里尔帕策的《奥托卡国王的好运与终局》（King Ottokar’s Fortune and End），它因赞美奥地利土地的光荣、丰饶，以及人民自信的谦逊而声名显赫。这是个非常毕德迈尔式的观点，然而在当时，也就是1820年代中期，由于审查的疑神疑鬼，格里尔帕策花了两年时间才拿到演出许可。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音乐在这个时代更为繁荣，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对作家的这种压力，毕竟音乐传达的“信息”不那么容易被解读出政治含义。很快将以Musikverein之名广为人知的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2]是在1812年由来自大众阶层的人创立的，创立者包括著名的芬妮·冯·阿尔斯泰因（Fanny von Arnstein）。她是音乐演出的主要赞助人之一，所赞助包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同样合情合理的是，随着老约翰·施特劳斯于1820年代创立他自己的管弦乐队，维也纳华尔兹的形式也在这个时代确立下来。



图3 “飞驰”（The Grand Gallop），老约翰·施特劳斯作曲，安德烈亚斯·盖革（Andreas Geiger）和约翰·克里斯蒂安·舍勒（Johann Christian Schoeller）创作该蚀刻版画。于1839年刊登于鲍尔（Bäuerle）创办的《维也纳戏剧报》。（由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许可发表）

作为政治寂静的补偿，生活在维也纳就像现在一样好处很多。咖啡馆已经是主要的社交场所之一；1820年代，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都十分惬意。这在外省的市镇中也一样。只要一个人不惹出太大的乱子，事情在一定界限内就都还好。不过一旦踏出这个舒适区，它很快就会变得棘手。在1822年，为了出名，年轻的作家莫里茨·萨菲尔（Moritz Saphir）来到维也纳，并被Wiener Theaterzeitung[3]聘为了剧评人。到1825年，他的辛辣剧评引起的巨大骚动使他被迫离开。对于过于批判性的文字甚至过于批判性的任何艺术而言，这个时代的维也纳都不是个好地方。
毕德迈尔时期的一部音乐作品完美地反映了其理想状态下美妙无害、侧重朴素家庭生活的文化。1818年，在新近并入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省，年轻的天主教牧师约瑟夫·莫尔（Joseph Mohr）同一个乡村教师弗朗茨·克萨维尔·格吕伯（Franz Xaver Gruber）一起创作了颂歌《平安夜》，并在奥伯恩多夫的平安夜礼拜中表演。这座小镇坐落于萨尔察赫河畔，在它下游几公里处的布劳瑙，萨尔察赫河汇入恩河。
参考

• ^“Bürger”这个词（以及相关的“bürgerlich”和“Bürgertum”）常被翻译为“市民”（citizen），但它同样常有“平民”（civilian）、“布尔乔亚”（bourgeois）和“中产阶级成员”（member of the middle class）之意，并且可以同时具有这好几种意思。它的具体意思和翻译方式依语境而定。
  
• ^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简称Musikverein，即“维也纳音乐协会”。——译注
  
• ^维也纳戏剧报，于1806至1860年间发行的期刊。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