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以及文化的矛盾、冲突和挑战

欢乐一生

“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之三
目前,中国正在进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和转型阶段,多重跨越构成了现时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点。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结构的转型。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各种文化思潮如潮水般向我们袭来，”将文化进化从缓慢的过程中拯救出来,继而强迫它们进入飞速发展之中。文化的惯性也许很大,但它并没有减轻现代化的现实压力。各种文化都被卷入了一场迅猛而且常常伴随痛苦变革的旋涡之中”。（哈拉尔德-米勒:《文化共存,对享廷顿的反驳》,第54页。）上述人为压缩的多重跨越必然引起文化传统的扭曲、价值观念的更新以及人格模式的变换,从而引起整个人文体系和文化结构的动荡与变革。
正因为如此，直面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廓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误解、人云亦云的有意贬低,扫除文化虚无主义,建立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治愈某些人的文化”失语症”,在世界文化大合唱中发出中华民族的声音。与此同时,文化思想战线更要认真来一次文化转向运动,转向强调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弘场中华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转向运动的始点必须是，首先要直面我们正在经历的文化生态挑战，妥善处理社会和事业面临的当代文化矛盾与冲突。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01，在社会转型的激荡时代，各种思潮和文化流派轮番或同时侵入我们的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和文化冲击，人们很容易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而坠入价值相对主义。
这种价值相对主义在文化上的反应就是大面积的文化乱象和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的沦落。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乱象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文学、艺术，甚至学术，都变成了“玩”的对象，彻底抛弃了它们应有的认知、教化、审美和高尚的娱乐功能。在圈子里，“玩文学”、“玩艺术”、“玩电影”、“玩学术”、“玩深沉”、、“玩流行”，等等，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信条。其基本特点在于，抱着“玩”的态度，对知识、神圣、崇高、英雄，都要亵渎、开涮一番,表现了弥漫于社会的所谓无聊的浮躁情绪。一批“痞子”作家和文人,“调侃”社会和人生,将一切进步的、崇高的或有意义的东西都涮了一遍: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和残酷;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调侃悠闲自得的看客，也调侃一切忙忙碌碌的实干家;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文学除了语言技巧之外,仿佛什么也不是了。
伴随这种思想文化界乱象的是很大一部分受众的社会心理扭曲:就是静不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缺乏透骨的敏锐,看什么都是“像云像雾又像风”;一抬即就不由得“跟着感觉走”，一思索便觉得你别无选择;于是乎只有随着大流跑,盯住时髦追,整日里坐卧不宁,焦虑不安。
这些文化乱象的原则是强调误乐性、消遣性和消闲性。消遣和娱乐逻辑把任何经典文化、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产品都拿来消费一番,消解其经典性、高雅性和精英性,使其成为大众咀嚼和讨论的话题,失去其庄重和严肃。在这种形势下,“经典文化时代”已然成为过去。文化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乃至其审美功能都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其娱乐、消倦、遣兴的功能,则被大大强化,成为时尚的首要目的,成了文化创作的首要原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受制于消费法则,如电视剧的播出不仅要与广告相搭配,而且电视剧的模式也必须按照消费的原则和受众欲望化的原则来制作。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的魔圈，进一步恶化了文化生态。
在此背景下，精英文化在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挤压下越来越失去生机,传统文化退缩而走向边缘化,高雅艺术走向沦落。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失落事实上正在成为可以觉察出来的社会精神病,尽管人们尚未普遍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佷危险的：如果一个国家从文化和价值观上被解除了武装，价值真空和价值迷惘会导致国家崩溃，精英文化缺失和扭曲使社会失去维系的纽带，结果带来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导致大规模的犯罪和正常生活的解体，最终酿成民族灾难。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和预防的。
02，文化商品化引发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和弥漫，影响和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型塑人的人格。
冷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逐渐由政治语境向商业语境转型,文化的主题也由意识形态的对抗走向文化的共享。利益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谋取财富,追求经济利益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成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全球化以及商品経济发展,使市场经济语境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兴起了将文化作为商品来消費的熱潮。随着文化日益沦为商品,走向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之路,并以其诱惑力、普及化、快节奏的特点,对精英文化构成严峻挑战,传统文化的专业化、永恒性以及艺术追求对文化垄断的局面被打破,文化越来越世俗化,代表着文化的商品化法则对文化自身的渗透。
在大众媒体的推动下, 21 世纪已成为消费文化横行天下的时代一一如果不加抑制、任其蔓延的活。这种文化以高度商品化为标志,以大众休闲服务为消费条件,以满足大众消费欲望来赢利。这种趋势正在向人们生活和艺术的各个领域渗透,包括时装、服饰、旅游、广告、选美、影视、音乐、舞蹈、肥皂剧等诸多方面,蔚为大观,丰富多彩。通俗文学及其畅销文化四处蔓延,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俗文学及消费文化潮流,被西方一些评论家称为“巨型炸弹"。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法则使得21世纪成为快餐文化和消遣文化唱主角的时代。就其本质而言,消费文化是一个虚构的或者说梦幻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有可能出现而非现实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这些文化产品深受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关联,具有模式化、类型化和批量复制等特点。它们缺乏深度体验、没有历史感,仅仅平面化地提供反映当下瞬间体验。其结果是产生人的心理扭曲和人格异化。从小处说,由于文化商品化的狂轰滥炸,个人的价值和个人在他人眼中的地位,变成由个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来决定,会导致犯率的上升和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的异化。从大处说,则会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进而言之,快餐文化和消费文化是现代新媒体的支柱和宠儿。借助这种全球性的文化力量,新传媒正在实现对现代人的控制,影响和改变着人的集体文化经验,具有强烈的文化生态意义。
上述因素综合在一起,会使人们改变生存观念、价值观念,助长其娱乐心理和游戏人生心态,使一代人或几代人陷入文化迷惘和人的发展危机。
人文精神危机的后果是,它会导致泛人格化的趋势,导致人格模式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的是泛道德化人格模式,随着近代政治的沿革,特别是几十年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在过去年代中,泛政治化人格取代了泛道德化人格而成为社会精神文化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开始告别泛政治化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泛经济化人格逐渐走向前台,使传统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在一部分人群中被抛弃,这是目前出现的文化振荡、冲突和失落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原因。
03，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的崛起及其文化生态意义：工业化发展和高新技术崛起的文化效应,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结构蜕变和冲突
在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社会中,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空间背景上,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正在受到人为的压缩。昔日的农村正在被改造成为城镇社区;各地的移民正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被迫实现社会化:来自各个国家的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和机制正在这个大熔炉中混合、溶化、铸造。
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奥尔特加在30年代就观察到,随着工业化、都市化把大量人口吸引到城市中来,使20世纪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以前时代的新景观,即冒出大批现代大众。对于原有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是“大批陌生人”。
都市化生活将这“大批陌生人”裹挟进城市，急剧地同化着乡村生活。大量外来人口使得相对发达的沿海文明掺杂进了各种低文化意识和世俗文化成分。与此同时，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碎语又通过这群“陌生人”迅速地、无孔不入地向广大农村和腹地扩散。
此过程的社会文化效应是：工业化和都市化,在把人口集中到大城市的同时,也消解了传统的杜会模式和文化结构。与其伴随发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则正在成型一种全新的空间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高新技术产业特有的职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使整个社会实际上正在成为两极化劳动力市场的共生体,正在创造出一个特异的社会空间结构和二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二元文化在同一个社区空间内共存、冲突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并存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生存空间和居民世界的雏型。有高级服务世界、辅助服务世界、享有某些特权的特殊世界，以及各地移民和流动人口的令人咋舌的世界。各不相同人群的居住社区都在各自动力的推动下,沿着各自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他们各自的活动、社会团体和文化在社区内都发生分化,并相互隔绝,以各自文化上的自治性试图改变社区的生活和政治,又因为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性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正在形成不同的生存和组织体系,这些新体系具有同样强的动力,同样是新形式,但各自积累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誉却截然不同,文化特质也具有巨大的差异,其间充滿了各种融合、离异、冲突,出现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城市化过程中的痛楚,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碰撞,中外各种文化异质的冲突,构成了文化建设的活力和动力,也隐含着阻力和破坏力。显然,这是正在形成的社会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条件,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集文化整合、经济竞争、利益冲突于一炉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革命。
04，大众媒体（包括各种形式的网络媒体）以其符号世界的虚拟空间和光怪陆离的文化元素，影响和改变着人的生活和文化习惯，引起了人的异化。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益受大众传媒控制和操纵的年代。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介入、干预，构成了对当代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机制，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的最重大的影响之一，是催生并推动了消费文化的肆虐和弥漫，其机制是发挥现代媒体技术的工具理性和技术逻辑作用。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断言，现代人并非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处在“符号世界”、意义世界之中,透过文化的三棱镜观照客观自然。毋宁说,这是一个由大众媒体构筑的符码世界。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本真的客观世界,而是由大众媒体重构的符码幻象。因此人们对事实真相的认识日益操纵在大众媒体手中,成为大众媒体包围的瓮中之鳖。这样,它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模塑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影响了人的世界观,型塑人的人格。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里斯曼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硏究，在其名著《孤独的人群》中早就针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效应，提出了三神文化人格:在前エ业社会中是传统导引人格,人们行为做事的依据是传统文化,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来做事;在工业时代,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人们行为做事的依据是自己的理性,称为自律人格;而到后工业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极为发达,人们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行为做事的依据是大众传播媒介,从电视、电影、广告、报刊、广播中寻求自己的“楷模”和角色定位,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标准,格外敏感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并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随时调整和塑造自己的角色。后工业社会中的人成了受传播媒介和网络文化支配和控制的人。
这是因为，正在兴起和弥漫的消费文化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技术逻辑在当前的流行文化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一步步消解着文化固有的逻辑,其工具理性则一步步消融着艺术的审美表现原则。它所提供的标准化、单一化、类型化和模式化的文化食粮,对民族的创造力和思辨力是一种压抑和摧残。
影视录像业的繁荣,特别是电视和移动通讯技术的迅猛普及,正悄然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传统的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认知世界和传播文化的方式正逐渐被影视的通过动态画面直观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取代,抽象的阅读正逐渐让位于直观的观看。这种结构性变动给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是文学的阅读行为面临影视业的严峻挑战,艺术格局的重心由文学向影视倾斜,阅读活动正逐渐被视为畏途;二是过多的观看活动降低了人们的阅读能力。随着电视长大的一代青年成了文盲。三是网络文化的低俗和不受管制的消极文化元素毒害了一批人，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范，主要表现为：谣言、诽谤、暴力语言攻击、网络刑事犯罪、网瘾、饭圈盛行，以及垃圾内容、低俗文化等。
其结果是,人遇到精神和文化危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失去了精神家园和文化慰籍，而导致行为变异。
这些现象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也有深远的政治文化生态意义。从行为特征看,上述问题表现为该空间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媒体和网络空间把人们抛离了以往既存的社会生活秩序的轨道,人们不得不在虚拟与实在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空间之间不停地进行转换与过渡,由此造成各种不同的行动资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之信息的非物理性和媒体与网铬空间的超时空特征,人们常常会体验到生活秩序的泡沫化和现实世界的脆弱化,并因此而陷入认知盲区和心理窘境。人类社会的不断“比特化”和“网络化”,更导致某些网络参与者与“原子化”世界或者与其他人之间的疏远和间离,而在钟情于自由网络世界的一代人中产生“数字时代的冷漠”情绪和心路历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社会建构不能提供合适的机制和引导来帮助解决现实社会和网络世界之间的角色转换和行动协调等问题,便可能造成某些人自然本性的丧失,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并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这就是“人的物化”。这是与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类进化背道而驰的一种趋向。牟宗三在《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一文中写道:“人无文化教养必物化,古人叫作’化于物’。软性的物化,就是奢靡;硬性的物化,就是暴戾。“为此，牟宗三呼吁:”只有人从物化里解放出来,然后人才成为人。”
05，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生态的核心问题
在信息革命形势下，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制造经济或其他传统经济（如农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尽管由于各自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但这种方向和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加之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全球化,市场、资本以及竞争等的全球化冲击,信息流和信息活动已经成了渗透一切的东西,成了目前社会的基本粒子。由于信息渗透一切领域的本质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分布,各区域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全球信息的支配,而发生即时的超越国界的响应。这种信息国际化的冲击,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最为激烈。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地灌输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其实质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创造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经验,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以文化上的一致性来压制文化上的差异性,削弱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这是信息时代文化传播(信息传播)或文化侵略的本质特征。
特兹拉夫( Tetzlaf)曾经指出过:“正如经济变化导致越来越强烈的物质流动一样,全球通信业也引发了非物质的流动、价值观念的交流变化和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网络化。”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以及国际信息文化的泛滥,中国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一样，正在受到国际网络、媒体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的落后意识和文化垃圾正在成为主宰文化取向的重要因素。
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创造一种消费主义的环境来为跨国企业权力的经济和产业目标服务,并以此为手段在全球推销殖民化的文化消费。受外国,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控制的信息媒介一—从即时报道的事件到体育运动,到肥皂剧一一给美国以外的社会带来了一个关于外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形象,使人们与美国主宰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各国的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在这种经过包装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泛滥下往往会屈从。这种媒介文化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则使世界崇尚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仿效其社会的丑恶实践，使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威胁还表现为：母语的流失，文化身份、主体地位以及文化认同与阐释的焦虑，导致传统文化的贬值。
举例来说，源自美国的社交网Facebook 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载体汇集了世界各类思想流派和文化形态,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的主要网络平台。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正利用 Facebook强大的传播和分享功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推行其所谓的“优势文化”和“普世价值”,以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当前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大量中国网民进入Facebook 参与社交,将使上述特征更为明显,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效应。通过Facebook,国内民众可以便捷地围绕意识形态、宗救、兴趣等组成网络杜群,并尝试开展各类思想文化实践,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思想和传统文化形成挑战,其中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冲击,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侵蚀,欧美文化产品对我国本土文化产品的影响,各种宗教信仰向我国的输入,以及色情文化、不良行为方式的传播等。相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威胁, Facebook 对我国的文化冲击更加潜移默化，更加值得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