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演进对社会性别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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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文化议题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它影响着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实践等诸多方面，在我们任何能够想象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子。故而在此基础上，对人们的性别认同生产的研究便成为了社会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人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进而又是怎么巩固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性别研究一隅，更是关乎于更根本的人之为人。想必人们都能回忆起自己年幼懵懂时，对于性别的概念尚且模糊的状态，这与今日拥有坚定自我性别认同的自己似有天壤之别。而生理、文化、社会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引导我们，让我们从幼时的混沌无知成长至拥有今天成熟的自我性别认同——这是无比值得我们思考的。现在我们就截取社会文化中的其中一个方面——媒介，去探讨媒介对于当代社会性别认同构建的影响。
一、以口语、书信为主要媒介的前代性别认同。
在考察当代社会性别认同之前，我们或许可以试图先追溯前代社会性别认同构建的过程，从而一窥传播媒介对性别认同构建所起的作用。一般认为，在纸质信息普及的前代，人们的主要媒介是口语，在以口语为主要媒介的时代，信息受制于媒介，传播速度缓慢且影响范围小。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由于男性生理结构上的优势性，产生的是偏向男性的父权宰制式性别关系。毫无疑问，这种性别关系首先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的，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使得先天有生理优势的男性的社会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说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别关系，我们也绝不可忽视媒介在其中起的作用。当时的媒介主体——口语，由于其有限的传播力，一方面，女性无法进行有效的思想交流，以产生压迫意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团结力量进行社会实践以对这种性别模式寻求改变。这种传统性别关系，由于社会结构问题一直持续到十八、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
十八、十九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报纸、信件等媒介的崛起，女性开始寻求性别解放。一方面，资本主义要求女性解放，从而使其从封建义务中解脱出来，以出卖其劳动力，这是社会生产关系侧的改变；另一方面，书信的兴起使交流更加直接，在这种媒介条件下，一是女性能够更好地进行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觉醒压迫意识；二是书信这一迅速快捷的交流媒介使得女性能够更好更快地组织起集会力量，以输出自己的观点。就这样，在生产关系的要求，以及媒介进步的助推下，十八、十九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女性开始努力争取自己的性别权利，同时也由此开始思考自身性别的意义。
但是，在我们赞扬其女性主义运动的进步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这种欣欣向荣下，受限于当时的媒介所导致的运动的局限性。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下，书信虽然已经很便利，但仍然是成本很高的媒介。高成本的媒介本身带有一种阶级属性，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大部分的贫苦女性、少数族裔女性都被排除在这场由媒介进步带来的女性主义思想碰撞之外。这场运动的诉求，只能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诉求。在生产力和媒介的影响下，女性被约化成了特定的形象，并且那些真正权利受到极大侵犯的女性，却没有渠道发声。就像是政治理论家琼·贝斯克·埃尔西坦针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批评，她指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喧嚣使得其他并未参与运动的女性的思想被"代表"了，女性主义运动者过高估计了总体女性对于现状的不满，她们企图极端化女性原本的生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忽视了那些真正应该得到重视的诉求。
二、电影、电视与刻板印象对性别认同的影响。
步入二十世纪，电视、电影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其代替书报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媒介。电视、电影把书报上那些刻板的文字扩张了一个维度，用赞叹的动态画面去表达故事与思想。但在表现形式得到大大丰富的同时，电影与电视受制于高昂的制作成本，其品类却并不像文字那般的丰富。在有限的电影、电视、视频中出现了许多“定式”，这种定式关乎所处时代人们的社会文化，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定式，正是我们所说的"刻板印象"。
什么是刻板印象？泰勒、威利斯在《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中这样定义"刻板印象"："选择并且构建简化的、泛化的符号，用它们来对社会群体或是群体中的某些个体进行区分。用来构建刻板形象的原始符号一般代表了相关群体的价值观、态度、行为和背景。刻板印象隐含着的事实是，被选择的符号对涉及的群体进行了普遍的预设。"泰勒与威利斯认为刻板印象往往表现为将群体简化、统括出一些具体的特征，然后用这些特征反过来去覆盖群体的印象。通常这些从群体中约画出的特征往往是负面的，夸大的。在部分女性主义者看来，报纸、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其根本上还是父权宰制性文化的代言者，它们从男性社会立场出发，在形成女性特版印象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制造了许多的女性的刻板印象。克里斯·巴克在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总结了女性在美国流行电视剧中的几种刻板印象："淘气顽童、贤妻、贪婪凶恶的女人、荡妇、受害者、令人心动的诱人女性、妖妇、高级妓女、女巫、女族长，等等。"这些形象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与幻想。
由上述论证可得，媒介与性别认同构建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媒介通过刻板印象的塑造强化性别认同；另一方面，性别认同中的要求通过大众文化诉求反映到媒介上。卡罗琳·凯奇的《杂志封面女郎》便着重分析了这一点，她重视分析不同时期杂志封面刻板印象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状，其研究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她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杂志封面女郎刻板形象的演变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对于女性性别要求的改变——从传统女性到新妇女，从美国女郎到另类女性，从爱国女郎到轻挑女郎。这些形象从出现，形成到变化，正是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在之中起作用。她揭示了媒介对于性别认同构建很重要的一点——即媒介是在不停改变塑造的性别形象的，媒介流通导致性别形象时刻处于流变中。媒介服务于文化，而文化反哺媒介。同时她也发现封面女郎在描述女性的同时，侧面影响男性气质的展现。如她发现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中，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男性出现自我性别认同危机，而《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通过封面男性的塑造，从而树立男性的自信，解决男性气质危机问题。其策略是将读者与杂志中美国中产阶级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形象相重合，他们幻想自己通过奋斗获得的成功，而封面中的女性符号在海报艺术中沦为其男子气概的补充，作为一种战利品而存在，使得补全他们的性别自信。
三、互联网媒介与新时代性别认同。
随着我们进入新世纪，互联网作为新世纪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媒介，以席卷之势横扫了曾经的所有媒介，占据了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互联网使人们的交流变得天涯咫尺，任何人都能迅速的发出信息，回应信息。这使得思想得到了更加激烈的碰撞，也从而诞生出许多新的性别理论与性别认同。细分的社群被逐渐构造，原本小众独特的需求也被提上台面得以重视。正如当今美国社会最火热的激进女性主义与 LGBTQ+议题。前者认为，围绕父权构建的男权文化从根本上遮蔽了女性权利斗争的意义，在一个父权制始终处于宰制地位的文化环境下，女性无法摆脱压迫。她们希望通过底层的思想革命彻底的根除女性压迫的源泉，追求一个能完全使女性自足的社会环境。而后者更是超越于传统的男女二元性别关系对立，他们认为简单的二元性别难以描述他们内心的性本真，只是肤浅地从生理性别延伸而来的社会性别无法概括他们的性诉求。在传统社会中这些人的诉求或许因为太过小众，声微言轻，无法形成有生力量。但是互联网的大环境，放大了每个人的声音，将所有志向一致的人汇聚在一起，使每个社群的声音都无法忽视。在这种环境下，诉求之间的碰撞也同时被放大，在满足部分人诉求势必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权利时，文化场域中更激进的话语碰撞也就开始了。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而挥旗，他们的话语在文化场域中拉锯，又通过选票反映到政治实践中，在这种不停不断的磨合中，新时代的性别认同也由此产生。
时代的进步带来了媒介的进步，而媒介的进步带来了性别认同的进步。要说这是好的吗？现在的我们还尚且无法看清，但至少新事物的诞生，能让我们更加坚定的迈步向前。新时代的媒介带来了更激进的理念碰撞，传统性别认同遇上了更加严酷的礁石，媒介对于性别认同的影响还能继续进入到更深的境界吗？这是我们所好奇的。